作者：高翠萍

一

一条河流的记忆，要比一个王朝的国祚更为久长。

在穆棱河的意识深处，时间并非以线性的方式流淌。它见过恐龙的骸骨沉入泥沼，也见过猛犸象的最后一声悲鸣消散在冰原的风中。然后，是漫长的、几乎凝固的静寂。那是属于“榛莽际天”的时代，是草木的王朝。榛子与野莽，是这片土地唯一的主人，它们肆意地交织、生长，将天空都遮蔽得严严实实。

当历史的车轮碾入十九世纪末，那道曾经坚不可摧的幕布，开始被一种来自北方的、冰冷的气息所侵蚀。沙皇俄国的双头鹰，将它贪婪的阴影，一寸寸投射到这片沉睡的土地上。边境，在地图上悄然后退；疆土，在沉默中被蚕食。

从此，穆棱河的两岸，终于听到了陌生的足音。那些来自关内、面孔被风沙雕刻得棱角分明的汉子，带着他们的妻儿、农具与希望，开始在这片“榛莽际天”的土地上，用最原始的力气，劈开一条条通往未来的生路。土地，在沉睡了数百年之后，终于被犁铧唤醒。

但，真正让这片土地从沉睡中彻底惊醒的，不是犁铧，而是火车的一声长鸣。

1924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年份。

两道巨大的声音，几乎同时在这片土地上炸响。一个是来自地底的、沉闷的轰鸣——中俄官商合办的穆棱煤矿，将大地深处窖藏了亿万年的黑色宝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另一个，是来自地表的、尖锐的嘶鸣——穆棱铁路，一条专为运煤而生的钢铁动脉，从下城子一路铺到梨树镇，并最终与庞大的中东铁路网接轨，联通了全国。

二

在时间的档案馆里，总有一些泛黄的纸页，在不经意间，会泄露一个时代最真实的脉搏。譬如，那本《吉林省政府农矿厅月刊》。你几乎能闻到那陈旧纸张上，墨迹与岁月混合的气味。在那一页，记载着一次请命，一声来自民间、却足以撬动整个区域命运的集体呐喊。

那声音，并非来自某一个体。它是一个合唱。是密山、勃利、穆棱的县知事们，是商会与农会的会长们，他们将全境人民的渴望，凝聚成了一纸工整的呈文。意识，穿透那官方的、刻板的文字，抵达了文字背后那滚烫的民意。那是一双双望向铁轨的、焦灼的眼睛；那是一车车堆积在乡野、却找不到出路的丰收；那是一股被压抑了太久的、想要与更广阔世界对话的冲动。

于是，他们向省府呈请。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足以改变一切的请求：让那条为煤炭而生的铁路，也能为商农与客货而奔跑。他们的目的，被浓缩为六个掷地有声的汉字——“以利交通而兴商”。

这六个字，是那个时代写给未来的一封情书。

当省府的朱批落下，“批准”二字，便如同一道开闸的指令，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瞬间释放了一股被压抑已久的、巨大的洪流。

于是，那最壮观的、属于东北冬季的景象，上演了。 每逢入冬，当第一场大雪为万物披上素缟，当土地被

冻得坚硬如铁，农人们终于从田间的劳作中解脱出来。然而，这并非休眠，而是一场盛大迁徙的开始。

想象一下那样的黎明。天色未亮，冷冽的空气中，成百上千支马队，便已从虎林、饶河、密山、集贤、勃利、林口……从那些被冰雪覆盖的、地图上遥远的村屯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梨树镇。

那一条条活的、蠕动的河流。每日，都有一千到一十五章之巨的马车，碾过冰封的土路，发出吱呀作响的、坚忍的合奏。它们满载着一个季节的全部馈赠：金黄的大豆、饱满的高粱，以及所有能从这片黑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珍贵的特产。

它们涌向梨树镇火车站，那个新生的、拥有钢铁血脉的心脏。在这里，一场最古老也最现代的交换仪式，日复一日地进行。农人们将承载着他们一年汗水的粮食与山货，卖给早已等候在此的商贩，然后，再用换来的钱，去换取那些他们无法生产、却赖以为生的必需品——是点亮漫长冬夜的煤油，是来年春天破土所需的农具，是妻子身上的一尺花布，是孩子口中的一块糖。

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他们来时，带来的是土地的精华；他们离去时，带走的，是工业文明的火种。

三

一条铁路的终点，并非真正的终结，而是一个饥饿的开端。

1925年，当穆棱铁路的最后一根枕木落下，当第一声汽笛撕裂“下梨树沟子”上空还残留着的、梨花的魂魄时，这座刚被命名为“梨树镇”的聚落，便注定了要成为一张嘴，一个巨大的、永不满足的胃。它位于中东铁路东端这独一无二的位置，是钢铁巨龙暂时歇脚的巢穴，也自然成了这片苏醒大地上，所有物产的唯一出口。

于是，一个持续了整整十年的、黄金与尘土交织的梦，开始了。

在历史的某个角落，一双冷静的、来自异国的眼睛，为这场狂热的盛宴留下了不带任何感情的注脚。在《昭和三年(1928年)十二月现在警察调查》中，“密山经济事情”的条目下，梨树镇的运出量，如同一根急剧攀升的体温计：

1925年，709吨。一个羞涩的、试探性的开场。

1926年，12291吨。一场井喷，一次几何级的爆炸。

1927年，36540吨。一个近乎癫狂的、宣告着黄金时代已然降临的数字。

报告的最后，跟着一句总结陈词，如同法官的判决：其中以大豆为主。

让我们将意识的镜头，从宏大的数据拉回到那片具体的、喧嚣的土地。在梨树镇街南小河以南，一直到火车站搬道房以西，那短短两千米的公路上，密密麻麻地盘踞着二十一家粮食收购点。二十一张贪婪的嘴，二十一台不停拨响的算盘。每日，都有一千多辆，甚至多达两千辆的马车，在这里汇聚、拥堵、交易，最少时，也不下八百辆。那吱呀作响的车轮，那讨价还价的呼喊，那麻袋倾泻时豆粒的沙沙声，构成了梨树镇十年不变的背景音。

每年，从梨树镇车站被那条钢铁巨蟒吞噬、运往远方的粮豆，平均高达四亿五千万斤。一个几乎要将算盘都磨平的数字，一个用无数次车辙的碾压与马鞭的抽打才得以累积而成的神话。

然而，所有依赖于地理垄断而生的神话，都注定是脆弱的。

时间，来到了1935年左右。一声新的汽笛，在另一条地平线上响起。林密线铁路，通车了。

这仿佛是一次釜底抽薪。那条新的钢铁巨龙，为沿线的县镇，开辟了新的、更便捷的出口。那些曾经必须绕道梨树镇的马车，从此，可以直接在家门口，将他们的收成，交付给另一列火车。

于是，梨树镇的潮水，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去了。那持续了十年的、日日喧嚣的“大豆之路”，渐渐归于沉寂。那二十一家曾经彻夜点着油灯的粮栈，门前的车辙越来越浅，最终，门可罗雀。那每年四亿五千万斤的黄金奔流，改道而去。

梨树镇，就这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剥夺了它作为粮食集散地的光环。那场持续了十年的、繁华得如同梦境的盛宴，曲终人散。它短暂的辉煌，如同那片早已逝去的梨树林一样，最终，只凝固在了泛黄的史料与老人的记忆之中。

四

有些记忆，是带着声音和温度的。它们不存于史书，只封存在个人的童年里，如同琥珀中的一粒尘埃，却折射着一个时代最耀眼的光芒。

当翠树芳回望她童年时代的梨树镇时，那段历史，便不再是冰冷的数字与事件，而是一场活色生香的、永不落幕的冬季盛宴。

她的意识，潜回到那个还是小女孩的自己。那时的她，家住街中，整个冬天，都像是住在一个巨大而喧嚣的舞台之上。舞台的序幕，由远道而来的马车队拉开。

它们不是零散的、孤独的旅人。那是一个个从冰雪中诞生的、会移动的村庄。崔树芳的记忆里，有八九十个被寒风雕刻出粗砺面容的汉子，赶着二十余辆马车，组成一个紧密的“大车队”。有时，这村庄的规模会更为庞大——六七十辆望不到头的马车，由三十多个眼神警惕、随身携带武器的男人护送。那闪着寒光的武器，不是装饰，那是“大豆之路”上不成文的法则，是财富与危险相伴而生的最直接证明。

他们的车上，满载着整个东北大地的馈赠。大豆，是这片黑土地上流动的黄金；而那些僵硬的毛皮与冻肉，则是林海雪原的魂魄，带着最原始的、属于荒野的气息。

当元旦的钟声临近，这场盛宴便被推向了最高潮。

小小的树芳，被大人牵着手，挤进汹涌的人潮。镇上那十条规划得整整齐齐的街道，此刻，被人的河流彻底填满。分不清谁是本地人，谁是远方的来客。人们擦肩而过，摩肩接踵，空气中混杂着牲畜的气味、食物的香气、皮货的腥膻，以及讨价还价的、南腔北调的呼喊。所有的买卖，都带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兴盛，店铺的门板，要一直支撑到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才会在一片喧嚣中，疲惫而满足地关上。

然而，在这场繁华的梦境里，最让童年的树芳感到震撼的，或许是盛宴落幕时的景象。

冬末，化冻之前。总有一些卖不掉的大豆，被它们的拥有者视为累赘。时间，比黄金更为宝贵。于是，一种在今天看来近乎奢侈的、超现实的景象，年复一年地上演。

那些金色的、圆润的颗粒，被毫不怜惜地抛弃。从如今的废品收购站，一直到梨树镇火车站的那段路上，它们被厚厚地铺满了整个路面。那不是薄薄的一层，那是一种足以盖住泥土与冰雪的、奢侈的厚度。来往的马车与行人，就直接从这片“黄金”上碾过、踩过。

那不是浪费，那是一种宣告。是梨树镇在它最辉煌的十年里，一种近乎傲慢的、对自己中心地位的宣告。它在告诉世界，这里的财富，已经多到可以被随意抛弃、多到可以用来铺路。

高翠萍，女，1964年7月生。研究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鸡西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雪花》特约编辑。曾任鸡西政协十二届政协常委、十三届政协委员。

出版五部散文集《当时只道是寻常》《高翠萍作品精选·太阳石》《人间烟火》《云水禅心》《竹韵心曲》；二部评论集。出版散文合集《爱若琴弦十人弹》《花开香满径 人间八月天》等。主编《百合文丛》四套文学丛书；参与主编《鸡西—中国黑土粮仓》《鸡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百余部书籍。

在《散文选刊》《解放军文艺》《北方文学》《安徽文学》《黑龙江日报》《妇女之友》《北京晚报》《当代旅游》《读者》《北极光》《雪花》《岁月》等国家、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四百多万字。有多篇作品获奖并入选各类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