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民族企业品牌落后于国外一些先进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造成国民对自己的民族品牌几乎丧失信心，这是一件多么可悲、令人羞愧汗颜的事呀！本人做了两年记者，接触过国内一些企业，从中了解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品牌，由于宣传不到位和国产品牌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时尚未进入公众的视野，或者说受众面较窄。平时我与北京城的老百姓接触较多，了解他们对一个特别的群体——中华老字号企业倍感兴趣。这些老字号品牌，近则百年、远则数百年，都分别拥有一批固定的客户。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对老字号品牌产品更是一往情深，那些承载他们的童年、少年、青年以及中年记忆的特殊载体，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令他们始终挥之不去。

 

　　然而岁月流逝，一些人逐渐老去。走过风风雨雨、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像一位位迟暮老人无精打采。他们在新的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得不处于或停滞、闲置，或被收购，甚至消失的状态。这些老字号企业印证着我们民族的商业文化，亟需加以扶持保护，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保护中华老字号企业，不仅仅停留在简单地喊喊口号，也不仅仅是争取政府，进行无休止地拨款。这些方式只能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让更多的消费者走近老字号、了解老字号、认识老字号，引起情感共鸣，从而使用老字号产品，才能将老字号企业带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两年来，我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老字号企业，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逐渐对老字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老字号本身就是一种企业文化，或许是因为自己是文化人的缘故吧，才对它倍感兴趣。当然，老字号的回归与复兴，已经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去庆丰包子店做客，并亲自买单。这无疑是给全国人民作出表率，告诉人们民族品牌值得信赖，我们的早餐并不比那些高热量的洋快餐差，同样能让人快意与满足。

 

　　我能为中华老字号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心头，且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为它做点贡献便成了一种奢望。我这一迫切的心情，得到了《企业研究》杂志执行主编墨涵先生的理解、赞许和支持。他建议我写一部关于老字号的书，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播蕴含其中的一些正能量，大力弘扬一下老字号精神。他鼓励我说：”一旦做好了，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于是，我便跃跃欲试，开始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从中发现关于老字号的著作并不少，大都是一些纯学术性的东西，文化价值极高，适合学者做谱系研究，距离老百姓的生活却十分遥远。如果能写出一部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书，那么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社会宣传效果。

 

　　为此，我多日茶饭不思，冥思苦想，终于有一天，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很好的创意，那就是写一本通俗易懂、群众津津乐道的故事书，尽管不作任何高深研究，却能将老字号闪光的精神内涵融入其中，让读者在故事娓娓道来之中，潜移默化地汲取营养，了解什么是老字号，老字号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什么，什么是老字号精神，如何传承并弘扬这种精神？说干就干，尽管我明明知道写一部这样的故事书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与挫折，因为我手头既没有任何参考样本，又要将人物栩栩如生地还原，还要尊重存在的事实，近代的故事还好讲述，几百年前的故事怎么操作？上哪里去查找文字材料？墨涵主编建议我首先选取北京市的一些老字号企业，这样便于采访。整体计划写100个老字号故事，第一步先完成30个故事，看社会效果如何，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再接着一步步去完成。

 

　　当我着手实施时，发现我所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除了搜集资料难之外，还有采访难，茫茫人海，究竟谁对中华老字号企业了解，谁的心中拥有老字号故事？好在采访时，我总能遇到一些很健谈的北京老人，尽管他们精彩的讲述零零碎碎，像一颗颗沙粒，而不是一块完成的石头，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在笔记本上快速而潦草地记录着。

 

　　北京城较有名气的老字号企业全聚德和同仁堂，故事多少还有所遗留，他们都有着一二百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市场较为景气，在所有中华老字号中屈指可数。他们很重视文化资料的整理，不但年年组织人员编纂资料，出版图书，甚至将一些传承故事搬上荧屏。其他一些老字号企业就不这么重视了，发展现状暮气沉沉，乃至令人堪忧，我决定将写作重点向这些企业略微倾斜。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要想打开局面真不容易，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一些老字号企业班子成员，不知道换了多少批，新来的员工并不了解自己企业的品牌是怎么回事。走进企业采访，我让一些年轻员工帮忙查找资料的时候，他们大都摸不着门路，干脆直接从网上复制一些材料。当我核对资料时，竟然发现有些文章是分页的，他们只复制了一半给我，并没有注意到还有“下一页”，如果这样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很多老字号企业都只能剩下一个招牌了，有谁还记得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和重量，好在老字号企业还有一些老员工尚未退休，有的退休多年赋闲在家，即便耳聋眼花，还能说些片言只语。一些老年人肚子里有东西，碰到我这么爱追问的年轻人，也乐于讲述。不过我打听到的许多关键人物往往进入暮年，垂垂老矣，往往听力不好，大脑反映迟钝，吐字不清楚，常常是说着说着话，便神游四方去了，很多话还要重新询问。

 

　　从2014年10月份至今，每逢双休日和节假日，我便乘坐地铁到百里之外的地方采访。二、三十里的近地方，我便骑着电动车前往。有时为了挖掘一个线索，甚至要拜访几十人，跑上两千多里。最苦的是写稿，作为一位刚走出校门北漂的年轻人，生活环境恶劣，室内没有暖气，衣服也较为单薄，冬天往往冻得伸不开手指。夏天，天气炎热，全靠一个小电风扇慢悠悠地转动，常常浑身燥热，大汗淋漓，汗水淌进眼里涩涩发疼，但我仍咬牙坚持，一吐为快。有时当我发现有诸多地方不合情理，不得不停下笔来，重新构思谋篇。因为这样的写作，不像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也不像散文，优哉游哉！它既需要历史的真实，也要富有文采，经得起读者的检验。

 

　　为此，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取舍标准十分严谨，有些故事中含有神仙鬼怪的，即便再生动我也毫不手软一一剔除，我要的是货真价实、不含水分、合情合理的故事。比如，当我写到始建于永乐三年（1405）的鹤年堂，我采访了董事长臧东坡，得知嘉靖年间发生一场重大瘟疫，鹤年堂创办养元社为国为民消灾解难。为了写好这个故事，我仔细查阅许多资料，将整个明朝期间爆发所有的大瘟疫时间表全部排列出来，对故事中涉及的人物，如严嵩、杨椒山等人生活的年代，也进行了反复核对，最终确定故事发生在最合理的瘟疫爆发时间，同时，还对当时严嵩的年龄和职务，一一作了对应，这篇故事撰写仅用了一晚上，但搜集材料却用了两个多星期。再比如，我写到清秘阁，乾隆奶妈周嬷嬷求乾隆为自己的儿子谋一个差事，很多资料都说清秘阁和纪晓岚有很大关系，经过我认真推理，发现纪晓岚此时未满10岁，39岁才弄了个翰林侍读，等他多年后混到乾隆身边能说上话时，乾隆已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周嬷嬷即便还活着，他的儿子恐怕和乾隆年纪相仿，不至于没有任何家业。

 

　　对于我所撰写的每个老字号古代故事，我都一一进行考证，一些老字号的现代故事，我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比如，我在桂香村与王岩书记交流时，他告诉我住在东坝的一位大娘每天都要去护国寺的桂香村店买几块糕点，对此，我先是佩服这位大娘的精神，随后就产生怀疑，东坝距离护国寺很远，而桂香村是连锁店，这位大娘为何每天舍近求远，多花车费与时间要绕到护国寺呢？等我真正见到这群桂香村的忠实粉丝才知道，这就是事实。大娘姓王，以前住在护国寺附近，只因几十年来北京城不断开发扩张，他们家的四合院被拆迁，这才搬到东坝去的。由于习惯了在护国寺周围转悠，刚搬到东坝时，王大娘时刻念着桂香村的糕点，依然每天前往，即便后来发现自己家附近也有糕点连锁店，也不愿再更换口味，何况每次去护国寺，除了能吃上自己喜爱的老口味，还能见到当年很多老街坊邻居。就是这样一群与老字号密不可分的粉丝，永葆了老字号生命力旺盛、持续不竭，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震撼。采访结束许多天，我的脑海还常常浮现老字号粉丝、那群善良的面庞，我当时是含着热泪写下这篇故事的。

 

　　说到老北京人对老字号情有独钟，不得不再说一说老字号对自己的粉丝是如何关照的。北京牛街有一家做年糕的，人称“年糕钱”，钱宝文以前刚做年糕生意时，为了销路，每天都要推着小车走几十公里。只因石景山有位孤寡老人“猫眼婆婆”和读书人郭庆瑞对其年糕特别喜欢，后来钱宝文生意好了，不必再走很远的路也能将当天生产的年糕卖完，但钱宝文每天依旧推着小车沿途叫卖，总不忘给居住在郊区的几位粉丝送上几份。为此，每年他都要多穿破几双鞋子。正是老字号人这种这份真淳的情谊、这份执着善良，最终成就了老字号。

 

　　著名学者袁家方曾给我讲述一个感人的故事，文革期间，造反派们争权夺利，某家老字号企业因被造反派霸占而停工，一位员工要回家去看看家人，当他走到工厂门口的时候，碰到了自己的“师弟”，于是他停下来，将包袱里面的东西逐一拿出请师弟过目。师弟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工人离厂不带走单位一针一线是条老规矩，老字号企业员工人人严格遵守成了一种自觉行为，即便是处于文革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这位让人尊敬的师兄依然能够以身作则，不破此规矩。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有些呆板，但正是企业员工这种严谨、自律的举动，才让这家老字号企业，得以延续达数百年之久。

 

　　这部书写到二分之一的时候，我陷入了一个长久的困顿期，发现自己能写的故事差不多写完了，距离我的目标还遥遥无期呢。我顿感疲惫不堪，举步维艰，甚至想到了放弃，一种挫败感整日困扰着我，使我头痛欲裂。某些老字号企业，连一丝一毫的线索也没有，我去采访的时候，人家直接告诉我，我们的老字号真的没有故事了，我实在无计可施了。这时候，我不得不继续大量翻阅资料，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其中有一句”一得阁抗战期间保护秘方“，一下子提醒了我，作者是可以适当演绎和原创的，只要情节合理。于是我开始在脑海里构筑故事框架，并且时刻想到每一个细节都要与历史相符，决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人名、地名都要吻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更不能出现失误。就这样，《一得阁掌柜智斗日本商人》的故事终于写出来了。今年正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人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故事一出来，社会反响出人意料，赢得了一片掌声！读者都认为故事合情合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其中，有一家文化公司愿意与我合作，从我的老字号故事中，选取一些制作成电视故事片。就这样，根据某句话，我对其他一些老字号企业的故事，开始了构思与加工，然后再结合历史背景，反复推敲，浮想联翩，一口气又写下七个故事。

 

　　今年七月份，正当我距离完稿目标越来越近时，我患上一场特别严重的感冒。当时天气十分炎热，感冒让我虚弱无力、头昏脑涨，但每每想到任务即将完成，我不由得一阵子兴奋，于是强撑着病重之躯，咬紧牙关坚持写作。当我写到柳泉居时，突然又陷入了困局，说是当时的名记者王桂宇经常到柳泉居喝茶寻找灵感，但是具体情节无人知道，而我竟然也查不到关于王桂宇的一些介绍。试想，民国时期一位京城名记，竟然悄无声息地在历史上消失了，不但互联网搜索不到相关讯息，我到几家图书馆电子数据库也找不到王桂宇在柳泉居期间，都做些什么，几乎没有任何痕迹。

 

　　这时候，母亲从千里之外打来电话，说她身体不好，要去合肥看病。我赶忙请假前往合肥，但是心里面仍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到合肥的当天晚上，我约了合肥几位文化名人共进晚餐，席间，我向安徽省文联一位退休老干部说起自己心中的郁闷和苦恼。这时，旁边一位位老师说他家中藏书甚多，或许能帮上我的忙。当时，我并没有报多大希望，我写的都是北京老字号的故事，在北京都打听不到的消息，在合肥若是能找到，那才怪呢！没想到次日一大早，老先生便打来电话，说他家中有一本老书或许对我有帮助。我匆匆赶了过去，原来是一本手抄小说集，书页泛黄十分破旧，封底写着《日知报》发行。这让我眼前顿时一亮，根据前些时日的知识积累，我知道《日知报》就是王桂宇创办的，隶属于亚光通讯社。书名叫《静盦雅著》，作者天逸，是《日知报》的记者之一。这个“盦”字我一时不认识，后来查字典，才知道与“庵”同音同义。这本书中有两段话提到了柳泉居，虽然只有两百余字，却让我如获至宝。很快，我根据搜集整理的其他资料相互配合、佐证，很快将《柳泉居里唱大戏》一文构思完毕。当天我连夜赶回北京，躺在疾驶的火车上辗转反侧，越来越兴奋难耐，觉得这简直就是上天所赐，我实在无法抑制住文思泉涌的幸福感，连忙黑暗中摸出纸笔，用手机打着亮，伏在列车上洋洋洒洒写了起来，车过山东菏泽地界，我终于完成了这个故事，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想站起来放松一下，一连几次，都没能站起来，原来我的整个身子，已经麻木不堪。

 

　　前几篇老字号故事一出来，我将其传到了博客日志上，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每天给我留言的网友不计其数，有教师、大学生、退休工人，还有几位老字号研究专家，他们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进行褒奖，给我鼓励，寄予希望。特别是，我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单商场女工自建“争气楼”的故事，曾经感动了万千读者，读者从中知道中国企业为了争一口气，可以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一千多名女售货员，自发组织建筑队自己动手，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盖成了三万多平米的大商场。一位河北网友根据联系方式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还有一位北京老人自称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闯将，曾砸过很多老字号企业的牌匾，对当年肆意破坏老字号文物的种种暴行深感愧疚，准备前来当面向我诉说心结……

 

　　后来，经朋友提醒，该书未结集出版之前，不要全部上传博客，以免被人复制剽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后来陆续问世的老字号故事，我只在博客上传一小部分。一些粉丝为此曾对我心怀不满，有的出言不逊、横加指责，有的甚至骂娘。对此，我反复向他们解释请求原谅，并表示书出版之后，一定在博客上全部播发。

 

　　从开始动笔撰写老字号故事，到完成整部书稿，历时九个月的时间，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唯有自知。希望这部浸透我诸多心血和汗水的《中华老字号故事》，能够早日问世，让更多的人们从中了解老字号，讲述老字号，支持老字号，促使中华老字号企业扬长避短，重振雄风，大放异彩，永远屹立于世界最优秀的企业之林!

 

　　若此，我便完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心愿、一个梦想，采访、撰写《中华老字号故事》整个过程中，所曾遭遇到的种种磨难和艰辛付出，便了无遗憾，甚觉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