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天津诗人》2020冬之卷“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出版之际

2019年的秋天，我和贵州诗歌学会会长南鸥确定了编辑“贵州诗歌档案”的选题。从2020年4月中旬发布征稿启事开始，到2021年4月上旬付梓,征稿、组稿、改稿、编校、审核、付印，出版,历时整整一年。《天津诗人》2020年冬之卷“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即将摆在读者面前，墨香清雅，见诗如晤，185名贵州诗人登台亮相，组成平面的诗之“多彩贵州”。

《天津诗人》2020冬之卷“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是对当代贵州诗歌方阵创作实力的一次梳理、一次检阅，具有里程碑意义。贵州诗群坚实、稳重、大气的诗写格局，老中青梯队建设生机勃勃，蔚为壮观。毫不夸张地说，从这期“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中不难看出，贵州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强省，是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重镇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天津诗人》2020冬之卷“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的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新世纪贵州诗歌大事记”。这是《天津诗人》诗歌读本编辑部通过贵州诗歌学会最初提供的十数条资料，重新查阅资料，并通过上网搜索，以及贵州和省外30余名诗人、评论家补充、核实而独立完成的，可以说是客观、详实的新世纪贵州诗歌史料。

选诗是一丝不苟、唯好诗是举的坚决，是《天津诗人》一贯的坚持的“文本·精神·纯粹”的编选原则。我本人对32首在文本上有新意但在结构、诗意和美学意义上有欠缺的作品进行细致的推敲：以减字、变顺序、去陈言等方式作了删改，并得到了作者们的认可。《天津诗人》能够顺利完成此次高质量组稿，与贵州诗歌界同仁的高度重视与持续努力密不可分。

《天津诗人》聚焦贵州诗群，以“档案”形式隆重推介贵州诗人写作的不同路径构成贵州诗歌缤纷的色彩，一方面昭示了贵州诗歌写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再次说明只有在个体生命体验与表达的独特性中，诗歌本质上的普遍活力才能得到最大的释放。这些都为现代汉诗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是一次对汉诗方阵展示的胜利践行。贵州山美、水美，人更美。从这些分行的文字里，读者看出了这方水土的自信和力量。中国新诗百年，贵州诗歌和贵州诗人为新诗一体的确立与丰富，从作品、理论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天津诗人》诗歌读本编辑部有幸梳理这些成果，我们深感光荣。

但要声明的是，我们编辑省份诗歌档案不是诗人开会，也不是联谊，我们编辑“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是本着整理、筛选、挖掘贵州当代诗歌风貌，其目的在于力求展现贵州诗歌创作的现场感和一定时段的审美价值，并非所有的诗人都要尽收其中，姑且当作是贵州当代诗歌文本的一个截面吧。我说过：地域性的选本不是无原则的筐子，它更应该像一个筛子——每一次晃动，都会有什么漏下去，瞬间湮没在文学和光阴之外。《天津诗人》尽最大可能去兼顾那些应该兼顾的，舍弃了那些必须舍弃的，这基本符合我们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编辑理想：“允许向理论上的‘巨人’致敬，却不会向他们靠近”。正如巴金先生说过的“作家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而不是其它因素。在《天津诗人》2020年冬之卷“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编辑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贵州诗歌档案”和我们以前编辑的“湖南诗歌档案”、“河南诗歌档案”、“辽宁诗歌档案”有一个相同点：有一部分作品“尚有提升空间，具体体现在诗艺娴熟度不够、诗性饱和度不足、视野逼窄、谋多情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好在诗无止境，我们的诗人躬身自省，只为砥砺前行。

优秀的诗刊绝不是诗歌的棺材，随着作品发表而寿终正寝！此言可能有些偏颇或者说是刺耳，但却是我内心的感触。《天津诗人》是优秀诗歌文本的原生林，是汉语新诗的顶极群落，要和百年后甚至两千年后的读者相遇，这是《天津诗人》创刊11年来所努力的方向。《天津诗人》努力做成一份有自我，有坚持，有自尊的诗刊，也如巴金先生说的：我们“把心交给读者。”

在这里，我代表《天津诗人》全体同仁，代表《天津诗人》的王立夫社长、《天津诗人》的出品人梁子先生，也代表南鸥会长，向优秀的贵州诗人群体致敬，是你们情感细腻、视角独特，贴近骨头，体现生命疼痛感的文本全方位地展示在我们读者面前，给了这期“档案”的厚重，我们当敬畏；这里面不仅仅有发光的诗句，同时也凝聚着各界贤达对这期“档案”所付出的心血、汗水和无私奉献。在这里，向优秀的贵州诗人群体致敬，向我们这期“档案”背后的30多名无名英雄们，向参与编辑、组稿、评论本期“档案”的工作人员、评论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和祝福。

2021.4.7于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