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生存的青春书写

——序“疫情时期，我们记录中国”

杨 克

在这个十数亿人终日身处居室、忧心，焦虑，悲痛，眼观疫情、心系天下的春天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主题写作活动。征文以“疫情时期，我们记录中国”为主题，面向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大中小学生，统一以“疫情时期我在中国某地”为引题、非虚构叙述自己在居留地区的际遇见闻，对文体、篇幅、观点、内容不拘一格；并且在公众号发布页面上，以颇具仪式感、现场感的地图标出写作地点和天气。据我所知，兼有这样鲜明的非虚构导向和广泛的地域代表性的文学记录，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内高校当属首创。

诚然，这部非虚构选本最终面世的纸质版收录作者不到一百人，只是国内超过3000万在校大学生里的沧海一粟，更不敢奢言足以代表数以亿计的90后00后年龄段人口。但至少这个写作计划的策划者，有着相当清醒的文学追求和史学抱负，大批学子敲键触屏，在这数十个喧嚣不安的日与夜，非虚构写作既是他们整顿内心的沉浸式净化，也是鉴别世道人心的文学表态。

尽管中国文学一直有介入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近十几年“非典”、“5•12汶川大地震”也催生过民间网络诗歌，但这样主题性、及时性、地域性的非虚构写作得以出现，还是有赖于新经济、新技术的成熟和新人口群组的成长。参与本次写作的同学们及其同辈人，有着00后、95后的社会学代际命名，他们的出生和成长适逢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助推青年人依托自媒体写作、社交媒体传播，自主加入到非虚构写作阵营中。广外近年开设的创意写作中心在文学教育领域，颇有独辟蹊径、后来居上的朝气，倡导崇尚真话、尊重常识的独立思考和介入社会。这部文集尤其以大学生为创作主力，他们年龄处于准成年人的过渡期，一方面具备相对成熟独立的身心认知、有着跨地域求学的社会阅历，另一方面又尚未受到功利考量的束缚和繁文缛节的侵蚀。这次疫情波及面之广、涉及社会问题之深可谓前所未有，正好是“睁眼看世界”的良机。他们每个人可能只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世界的一鳞半甲，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涓涓溪流汇集起来，又俨然还原出五彩缤纷、五味杂陈的社会万象。

他们第一时间以自述或转述呈现民间现场的真实生活，如日记、家书、友叙一般，平实，客观，克制抒情，不渲染修饰，也不留待时过境迁再行追忆，让读者有亲历其事、身临其境之感。首先冲击我们内心的是来自疫区核心的现场实录，《武汉，是我唯一的家！》由本土武汉女大学生邱敏娜讲述一个月来如何坚守在市中心，见证着这座城市及其民众在寒冷阴雨和寂静中绝境求生。她如实记录了疫情爆发初期经历的黑暗：“记得是有一段最难熬的日子的，好多湖北人都因为微博里的舆论和负面消息而卸载。每天看到官方披露的数据，报告的情况，医疗物资的短缺，确诊的信息，不能被记入数据在家中死亡的人，医院里肉身扑火般的窘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她以武汉人和外省人的双重角度去换位思考面临灾害的真实人性：“我曾经想如果这次武汉不是疫区会怎么样。也许也就看看新闻，然后若无其事地落下两滴或悲伤或感动的泪，再接着本能趋利避害地远离疫区户籍的人”；“在’武汉加油’的善意之外，也会存在着躲避疫区人民的潜意识。人虽然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却如此害怕着死。当生的本能压制其他一切情感的时候，人似乎比想象中还要逼仄和狰狞”。

然而，正如《4个武汉青年的“小”事》里讲述除夕夜当地居民在住宅区自发喊起“武汉加油”，这一幕让人屏息静气的场景清楚明白地表述恐惧不能毁灭生存、反而激发出更炽烈的爱与希望：就在喊出声的一瞬间，一种异样的激动盈满了我的胸腔，就好像是在充斥着苦闷与酸涩的夜晚里放了一把火，这一声如点燃引线般扩散出去，如同寂静天幕上绽开的第一朵烟火。过了一秒，两秒，从近处传来了应答，“武汉加油”，这一声每个字都被拉得很长。随即从四面八方开始涌入新的声音，一开始是一声接一声的呼喊，然后是连成一片的合唱，逐渐辨不清声音来自何方，只能听见低沉有力的男声和高扬的女声，还有稚嫩尖锐的童声一同响起，高低起伏、由近及远。这一场喊楼久久没有结束，伴着绵长的回音，我深呼吸了一次，用最大的声音又喊了一次。作者彷如纪录片长镜头记录现场，逼真传真地还原了处于疫情暴风眼中心居民的精神呼喊。

也有同学讲述了自己的住院、隔离观察或者与确诊患者接触的经历，《一位隔离区里高三学生的小心愿》里写道，自己在隔离病区住院，怕被传染狼狈上厕所、楼下确诊者整天嚎叫、值夜护士在空旷走廊里播抖音舒缓气氛，《我距离新冠肺炎是那么近》写了曾经惶恐得病，但身边老婆婆获知确诊后只是“轻轻道了声‘哦’，便随着医务人员去办理治疗手续”的细节，这些情调各异的场景叠加混杂，真实还原了处于疫情风暴眼中心的立体生活场景，或千愁万绪，或归结于平静的复杂心理。来自日喀则的藏族同学米玛次仁讲述《我被隔离在雪域高原》，他因就读于华中师大，春节返乡需隔离观察，文中具体描述了医护人员在肢体动作和对话之中流露出的戒心，还详细讲述了自己隔离前与老人讨论疫情、当地藏历新年活动取消、看小侄子表演藏戏补偿心愿的几个场景，拉近了我们与遥远的藏族同胞的情感共鸣。

其他省份的同学也记录了自己蜗居度日，逐渐适应了学业、行程、聚会等暂停的现实，想方设法从生活发掘出新意和生趣。比如《云端上的青年跨国活动》可谓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网络版，身处北京的作者，参加的中日韩青年创业大赛从线下活动改为线上会议，通过与日韩青年的文化交流，彼此鼓劲安慰；《我们家的“文艺抗疫”》作者除了自己发推文网上抗疫，还教会年过七旬仍活泼好动的奶奶使用抖音，与人们分享居家歌舞消遣；《我和妈妈上网课》的作者，和跟高三政治老师的母亲一起，从零开始学习上网课和教网课；就连小学生作者也能把自己写出第一篇英文科幻小说、运用课本知识配制医用酒精的生活小景写得饶有趣味，为黯淡日子添上亮色。

值得一提的是几位港澳台同学的来稿，为内地读者提供了宝贵的视角，记录了当地学校停课、但各行各业井然有序的社会场景。而《疫情时期我在归国｜从意大利回到祖国》曲折的情节印证着疫情无国界，作为都灵大学交换生的广东阳江张宸同学在2月上旬返国，经历机票改签、9小时的长途航程后终于回到广东阳江家里，不到半个月后国内和意大利疫情发生了惊人的反转，思乡的情感行为反而成为了救命的科学举措。

除了记录自己生活，同学们也讲述了家人和家庭的感人故事，通过对话、内心独白、场景描绘、气氛烘托等方式，记录了亲身承受的生存困境和情感波澜。首先，医护人员是疫情不可缺席的主角，《壮士出滇，我的军医父亲在前线》讲述的正是一位援鄂医护人员的家庭故事。军医父亲作为当地医院唯一的驰援者，主动请战孤身赴险，作者自己和母亲忧心忡忡地关注前线报道，全家人还得帮忙，对远在西安重病的奶奶隐瞒父亲出征，当中不忘追溯了父亲多次因公无法探望盼子心切的奶奶。《疫情将我们囚禁》作者的姨妈是湖北荆州的医护人员，冒着风险救治病人，“医院仅有两套防护服，还是为领导视察时做样子而预备的”，姨夫也参加房卡需在路边帐篷过夜。人们可能会对主流媒体有关先进模范的报道，特别是对生硬拔高的道德宣教和违背人伦的鼓吹牺牲有所保留，但是由一线逆行者的家人亲口讲述英雄的取义舍己、家人的担忧、包容与祝福，则能够让高尚品德找到了人间烟火的落脚处，具有了亲切可感的说服力，唤起读者的敬意与赞美。

疫情期间，最无奈的莫过于家人的生离死别，当中一篇《返乡记：疫情时期我在中国信阳》，最能令人唏嘘不已。它讲述一位绝症末期的老人选择返乡落叶归根的故事。作者一家回到了十年未归的河南老家，在破落不堪的旧屋度过了寒风呼啸的夜晚。疫情消息传来，考虑到节后复工，作者和母亲为生计正犹豫是否要提前返粤，父亲深知老人时日无多、非常不愿意，反而是爷爷强作精神、劝慰子孙早日返程。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生活的场景，每个家庭角色的言行都浸透了中国底层民众艰难生存的血泪，特别是天灾面前，亲情和贫穷之间的冲突显得触目惊心。但是作者没有控诉或痛哭，反而冷静地描写着临行的一场大雪：大年初二了。我推开门，漫天飞雪。雪落在屋檐上，黑白两色，是我见过最好的景了。弟弟第一次看到雪，欢脱得像只猴子，地上的雪留下了他一串串的脚印。这是2020年信阳第一场雪，美得像一场梦，却让我担心大雪封路，家不能回。我的思绪就像这雪，白茫茫一片。父亲也急了，要我们早点走。无边大地宁静而素白，但生活悲凉，浑浊的火焰在作者和读者内心燃烧，愧疚裹夹着愤懑一言难尽。文章的结尾显出了克制的留白：过了3天，父亲打来电话。/“爸在交代后事了。”/“我们现在回去？”/“路都封了，你们不来也没事，他没叫你们。可爸非要见我妹，一直在喊。”/父亲的妹妹，我的姑姑，她在丈夫家。/她的丈夫是武汉人。断句分行的对话，彷如锤子敲打钉子，一阵阵心灵钝痛，又始终把情绪压制在引而不发的临界点上。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如此惨淡地地结合，肉体纵然身不由己，幸而还有这个力透纸背的文本，让卷入命运旋涡的凡人免除了在历史尘埃里灰飞烟灭的命运。

另外还有几个家庭类似的境遇，比如姨丈脑血管破裂猝死，丧礼从简，（《姨丈的葬礼》）；奶奶突发脑梗先后两次就医，偏偏又着凉感冒、疑似新冠、急救送院，自己惊魂未定、忧心忡忡；（《奶奶病了》）爷爷患忧郁症，但疫情期间不方便前往探望。（《我用一首诗纪念李文亮》）生老病死本属生命必然，但放置于春节和疫情的双重放大镜下，无论是突然永别，或是有病难就医、分居难以探望，通过同学们笔触将冷酷的现实和微暖带酸的忆叙加以融合，突显出平凡人的无奈。他们及亲人的身体和心灵被蹂躏着，依然倔强地闪烁着人性的柔情，这些默默无闻的家庭在春天里经历着的一幕幕“活着”，通过真挚朴实的文学纪录得以保存。

当然，再灰暗的疫情也不能全部夺去生活和文学的光亮，同学们也记叙了自己疫情期间加速的身心成长、家庭角色的转变，以及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我在老家避难》写到自己说服了老人戴口罩、为家里采购消毒品与必需品、感到自己当起了家里“话事人”，作者还想方设法在元宵节为家人和远方打工的母亲煮了汤圆，细腻地描绘了一家人吃汤圆、视频团圆、看着村里放烟花的温馨场景，寄托了平凡大众在困境中始终追求真善美的朴素心愿。《我们从来不害怕苦难》则刻画了自己经过了感知、情绪、理性、信念的渐悟过程，克服了因疫情而对人生和社会的负面情绪，重振了对人性的乐观信任。《一个饭圈女孩眼中的温暖与力量》展示了非常励志的个案，一个湖北饭圈女孩，目睹身处的随州小城市一线医护的困难后，联合网上小伙伴募集粉丝公益捐赠，帮助当地受到主流媒体重视并得到切实援助的历程。而《故乡的颜色》的侯奥慧同学的经历更是一波三折，她先是自武汉返乡自觉居家隔离仍遭受委屈，解禁后主动跟爷爷一起下沉农村当防疫志愿者，驻村期间既有村民不配合、误解的工作困难，也感受到村民的捐赠与无私的温暖，坚定了对大地复苏的希望。此外还有同学在广西来宾县防疫指挥部办公室里当小秘书，在广东韶关粤赣高速检测口负责量体温的等等。这些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记录了青年人经历风雨洗礼，丰富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动人记忆。正如《我们守住“0确诊”的日子》所写的，作者凝视着年幼的侄子小B、想起非典当年自己也是幼童，想象多年后下一代人眼中的新冠疫情。这种自然诱发的时空联结，折射的也是这批非虚构文本的集体特质，作为属于他们这一代的永远难忘的“青春日记”，环环相扣地延续着社会记忆从非典一代人、新冠一代人再到未来一代人的代际传承。

他们的许多作品都记录下湖北和其他省份民众在疫情进展里的生活百态。各地民众从不以为然、将信将疑过渡到服从指挥、减少社交，夹杂着惶恐、侥幸、自慰的情绪，磕磕碰碰地适应这段不舒畅的日子。一些作品写到民众出入受阻、互相提防、物资短缺、口罩难觅乃至网购被骗、2小时的封城令等情节，还记叙了亲人、熟人和陌生人，自觉参与防控和援助工作，小区居民也自发组织团购生活物资和维持秩序，激发了社区自治自理的活力。

特别有价值的是，不少作品涉及了中国偏远地区的抗疫，这是其他叙事文本较少涉猎的内容。《小城故事多》讲述了甘肃天水的一个小县城在疫情严峻、物质稀缺的情况下，两位普通市民千方百计辗转从印尼采购，经香港转运、深圳快递送抵当地医疗物资，向急需的单位和乡村捐赠，平凡人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而在更加地广人稀的青海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里，疫情确凿消息传遍后，土族民众也马上严查严控，取消走亲访友（《土族的春节》），而撒拉族的穆斯林教长还在关闭寺庙公众聚会前呼吁信众“爱国爱教”为武汉同胞捐款（《撒拉族的春节》）。哪怕帕米尔高原边陲新疆喀什的汉族杜洁同学，也通过《 一位武汉返疆女大学生的隔离经历》，讲述了跨民族跨语言的人情交流。隔离点内不懂汉语的维族大妈送上自带的馕，驻守的维族医护姑娘每天兼送饭菜并以乐观话语慰藉隔离者情绪，还有一大批24小时坚守岗位排查人口、为封闭小区每家每户送菜、倒垃圾的社区干部，正是他们的身体力行，逐渐将自己的憋屈、忐忑转变为同舟共济的温暖包容。倘若这世界遗忘了逝者与英雄的名字，淡忘了大众的坚守与忍受，任何道貌岸然的高歌猛进都只是过眼云烟。

我们进一步会沉思，这些作品对于专业写作者和成年人的意义又何在？客观地说，好些旁观喊加油的诗歌、新闻素材延伸的报告文学，跟民众空前膨胀的求真求善需求存在相当差距。非虚构写作反而有望开辟新路径，以类似田野调查的观察，避免了一言以蔽之的刻板思维，从平凡人、身边事入手，发掘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边缘题材，修复文学与社会时代渐行渐远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不少同学都在城市里成长，但春节返乡滞留的耳闻目染，促使他们关注、“再发现”、书写了消费主义、娱乐文化盛行之下被疏离、被矮化的乡土中国。文集中写农村和写城市的作品比例相近，极大地弥补了当前疫情新闻的偏颇。如果非要把疫情比作战争，那么主流媒体的聚光灯几乎都集中到武汉、湖北以及北上广杭等大城市的主战场，记录非凡的物质动员力量如何转化为公共卫生的强大后援，然而，作为大后方的小城市、县镇乃至更为辽阔的农村和栖息于此的超过6亿乡村民众，他们声音微弱且极易被淹没，甚至根本就被遗忘。返乡的学子们遭遇疫情于中国人无比重视的春节，意外促使他们充当了深入田野的临时社会学家，在与久违乡亲邻里的朝夕相处中，观察到城市人所忽略的原生态场域，描绘出一幅幅斑斓粗犷的乡村图景。当中一篇《一个中国乡村的三次“防疫封路”实录》尤其值得品味，记录了重庆云阳一个距离重灾区并不遥远的山村为了防疫，先后三次尝试以大车、铁索和小车封闭村庄对外通道均不成功的故事。作者以一个归乡者冷静而客观的目光，深刻观察到了农村封闭式的本能求存，农民既善良又自私、坚韧而麻木、狡黠而粗鄙的真实境况。文章结尾详细描绘了已失聪多年、对疫情一无所知的大外婆独自盯着铁索疑惑不解的表情和肢体动作，隐喻了农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之间仍存在复杂的隔膜。

此外一些作品也以温情而客观的眼光，重新端详乡村生活的简朴和厚实，《一位文科硕士生的返乡日记》写了村里既有用宣传车架着喇叭宣讲防疫的热闹，也有一家人难得整天相聚围着火炉吃饭闲聊的安逸。《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素描般刻画了父母在家劳作的场景，作为“那种最最常见的陕北汉子”父亲在院子里剥玉米堆成小山丘、母亲则一直坐在炕脚穿针引线。此时此刻，对于习惯了钢筋森林和数码电玩的青年人，农村、农民、泥土不再是空洞的集体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值得留恋和关爱的生命。而哪怕对于乡村里看似不理性的、城市人惯于以愚昧去理解的言行，站到泥土和农民之间的年轻人也有了新的洞察。《大年初二的囤米风波》里提到村民囤积粮食时，不局限于就谣论谣，而是从历史深处一语点破：对于村里的人们来说，买米就好像是求生本能驱动而发出的行为。虽然新闻每天都在播疫情的相关信息，但小村里的人们还看不到病毒的威胁，病毒于他们而言是遥远的。但大米有可能断供的消息，却是实实在在地激发了他们的生存危机，因为他们是从饥饿走过来的，断粮的威胁于他们而言比病毒更近更深刻。而《我们村的“闲话中心”》提及村里老人冒风险坚持在空地聚集聊家常，作者意识到其深层心理：村子里的庄稼人，大多都没有多少文化，更谈不上有什么高雅的情趣来打发他们赋闲在家的时间，即使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在外做生意的人。他们的生计，都是靠着龟裂勤劳的双手经营，面对的不是钢筋混凝土，就是黄土田地。他们的生活中，虽然有新媒体娱乐的调剂，可终究还是枯燥无味的。应当说，作者穿透了短暂的疫情表象，看出了人类两种基本欲望——求生存和求意义——之间的胶着纠缠与妥协，如何在农民身上得到体现，并公允地以文字展示。

事实上，乡村、田地、亲情，作为生命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恒久纽带，永远不会丧失其精神意义，反而特殊的春节和生离死别使它显得弥足珍贵，甚至是避难躲灾的最后退路。《我在老家避难》就说到“我们在讨论是否该回到深圳的时候，还是被那里一连串冰冷的病例数字压倒了最后一丝希望，选择继续留在这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小村子，依赖于这种本土的传统方式生存”。而在《龙津村》里，作者看到人们重新回到久违的自耕地里忙活不亦乐乎的场景，深受触动“如今，却正是这些我曾以为‘不中用’”的‘旧’”， 在这特殊时期，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如同风暴之中的船锚，将一个小家，一条小村，稳稳当当的定在了安全的港湾。……疫情之下，那些平时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有人称之为‘感情’，或是有人称之为‘羁绊’的东西，此刻正如一张无形的网，真实而强烈地，把每一颗不断跳动的心脏紧密地牵挂在一起”。这个情境并非发生在内陆省份，而是在珠三角佛山一条保存尚好的乡村，不禁使我想起自己若干年前在东莞意味深长地端详过的“一小块稻田”。时代巨变中，祖辈父辈的乡村已经、正在、还将要发生深刻的剧烈变化，经历艰难的蜕变重生，但永远是我们与自然界的忠实纽带，是亲属体系和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青年人通过亲临其境的自述写作，复活了作品的生活质感和生命气息，呈现出了一个质地宽厚的乡土中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差异和代际隔膜的消融。

可以说，这些非虚构作品充满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深切的现实意识，已从文学范畴延伸至社会学、历史学层面，保存了一部活生生的民生民情百科全书。它们引领我们穿梭于东部西部、南方北方、沿海内陆、一二三线城市至县镇农村，从神州大地从河西走廊至雪域高原、东北冰城至滨海小镇、跨越南中国海直至港澳台。武汉、黄冈、襄阳、荆州、信阳、重庆、乃至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温州、南京、太原、榆林、天水、西宁、包头、哈尔滨、普洱、日喀则、喀什乃至香港、澳门、新竹等一连串的地名，每一篇文章的标题和公众号页面，都在提醒我们，地图上延绵扩张的坐标不仅是一个地理符号，而是无数人曾经世代生息繁衍、疫情期间顽强守护的一方水土，理应对他们和它们致敬。这些地图和地名使我联想起每天新闻里出现的标红疫区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但与其产生“世界是平的”的错觉，反而内心更应该重构一张山川起伏纵横的立体地图。

处于冰山水面之下的14亿国民的绝大多数，他们也是这次公共危机的承受者、见证人。这个历史事件当中， 99%的人生存境遇，并不是主流传媒就能全面记录的。同学们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一幕幕民情民生。遭遇同一场疫情的生存挑战，各地人们所呈现的应激性和生存状况千差万别。学子及其各种身份的亲戚朋友，连同他们遭遇的周围人群，患者、医护、学生、技术工、个体户、农民、基层干部、志愿者、警察、保安、快递员，既有富裕的中产小康，也有为温饱踌躇的工薪阶层，既有云端教育、社交的新潮流，也有据守僻远乡村避瘟的旧法宝。人们在疫情期间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言行，就是中国社会芸芸众生的缩影，也正是中国地理、文化、社会多样性淋漓尽致的反映。

正如凭非虚构写作荣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道：“我决心去收集来自大街小巷的声音，捡拾散落在身边的素材，正是这样，每个人都说出了属于自己的片段”，“我写出的形象来自于我们同时代的人，我希望我的书是几代人的编年史，是几代人的百科全书……”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记忆，往往是真相的双面，缺一不可，民众的现场实录更加是我们理应珍惜的集体记忆。

我们进一步可以从两位历史学巨擘的史学著作得到启示。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带领西方史学界将研究重心从传统的政治史、领袖英雄史拓展至以平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史。他的三卷本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从基层民众的日记、书信、账簿、票据、契约等不起眼的史料入手，还原了当时人口、食衣住行、能源技术、货币金融、城市建设等民众生活情况，重建了15至18世纪期间涵盖各个主要文明区域的全图景。而“全球史学”观的倡导者、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全球史》通史的基础上，以专著《瘟疫与人》详细阐述了普罗大众与流行病之间如何互动编织起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进而影响着国家和文明的演进。

两位史学大家的智慧，启发我们应该通过对平凡人生活场景的积累、发掘和提炼，注重基层社会，自下而上地看待重大事件，打通微观的史料和宏大历史的任督二脉，才能更好地记叙我们民族这次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尤其是，我国在40多年加速走过西方社会耗费400年尚且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当中还深受中华文明种种根深蒂固的特性所制约，种种深层矛盾在本次疫情得到极其复杂甚至匪夷所思的展露，没有单个全知全能的视角足以胜任完整地加以反映和评价。数十年乃至几个世纪后，人类应该还将记得公元2020年这场危机，而我们尚未有、也难以预测未来能否诞生阿列克谢耶维奇般的非虚构写作者，更勿论有无布罗代尔、麦克尼尔式的史学大师，将这段特殊的历史记忆永存后世。但至少“未有天才之前”，我们甘当“泥土”，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的非功利、第一手的自述和口述，力所能及抢救和保存足够数量、有代表性和客观真实的现场记忆档案。

正如这部非虚构文集所观察记录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是汇聚前现代乡村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信息社会的混合型社会，人心和人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和不均衡。但从整部文集的共性和主题而言，我们又奇迹般发现，身处同一时代、拥有相同家国文化渊源和相同的生存欲望，学子们、身边人以及他们眼中的大千世界，跨越民族、语言和信仰的差异，千丝万缕地汇合成一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社会网络，殊途同归地上演着一幕幕相似的求存、求真、求善、求乐的时代场景，丰富着也重塑着中华民族的博大精神。

读罢全书，我要再次向这群可爱可敬的同学们致敬，感谢你们在特殊时期以真诚观察和自由抒写，记录了虽经受磨难而顽强求生的众生有情。初涉人世的你们，真实记录了专业传媒和文学家挂一漏万的各地生活景象，记录了草根大众在疫情时期的生死离合、喜怒哀乐。经由你们真诚而善良的眼睛、心和手而诞生的这批璞玉般的作品，正是有识之士和子孙后世需要的珍贵文本，当中满载了怀着切肤之痛去书写和捍卫的“生存”二字应有尊严，从而让真实、丰富而鲜活的时代记忆长存人间。（本文系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杨克，获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奖“、罗马尼亚出版版权总公司“杰出诗人奖“，广东鲁迅文艺奖、首届双年十佳诗人奖等外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文学奖十多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作品》文学期刊社长，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云山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