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二）
二 2019年诗歌翻译情况简介
这一部分将介绍2019年出版的11种翻译诗集或诗丛。在类型上它们包括：一、首次被集中翻译的重要诗人；二、此前已有部分作品被翻译的重要诗人，但更为全面完整的翻译尚属首次；三、此前已有充分译介的重要诗人，他们的近作或尚未被翻译的某部诗集。
1、弗兰克·奥哈拉：《紧急中的冥想》（许舜达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奥哈拉（1926-1966）为美国纽约派诗人一员，他的诗歌常以速捷的语速、跳荡的想象力与密集的比喻处理当代人的都市体验，他的写作用如梦如幻的文本准确地展示了人在都市文明内部的日常状态、欲望与悲喜。奥哈拉的诗作在主题上善于处理一些尖锐的议题，如同性恋、谋杀。与此同时，诗人对当代文化有着极强的消化能力，正如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言：“可以说，在诗里他无所不谈：描绘和你一起喝可口可乐的情形，评论拉里·里弗斯的绘画，哀悼英年早逝的电影明星詹姆斯·迪恩，改编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一首诗里甚至出现了三十个电影明星的名字，为的是鼓励危难之际的美国电影工业。”关于奥哈拉的修辞方式，译者也做出了精确的概括：“通过把毫不相关、甚至看起来彼此矛盾的词放在一起，奥哈拉能形成意想不到的组合，其中的场景可能夹杂某种混沌和无聊，但并非毫无意义。就好比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把真实对象进行切割重组后，却构成了另外一种真实”；“通过把原先似乎不属于诗歌的词汇纳入诗歌中，奥哈拉和他的朋友们试图重新去激活诗歌的语言”。
2、阿多尼斯：《桂花：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薛庆国译，译林出版社）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也是国人近年来了解阿拉伯文学世界时选择的焦点人物。阿多尼斯曾多次到访中国，这本诗就基于他在中国的交游经验。据译者薛庆国的介绍，“长诗《桂花》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篇构成，记述了此次中国行，尤其是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整部作品不拘一格，叙述、想象与沉思熔于一炉。呈现在他笔下的风光景物，与其说是感官的见闻，不如说是想象和意念的结晶”。
3、高村光太郎：《柠檬哀歌：高村光太郎诗选》（尤海燕译，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
高村光太郎（1883-1956）是日本著名诗人、雕刻家和画家。出身于艺术世家，早年前往西方游历，学习雕刻，归国后正式开始诗歌创作。初期醉心于“颓废艺术”，后投身于白桦派和民众诗派的文学活动，是日本新诗运动的重要人物。被誉为“日本现代诗之父”。著有诗集《道程》《智惠子抄》《典型》等。高村光太郎的诗歌主题多样，描写社会现实的诗作刚健有力，体现出对理想主义的思索，令人感佩；悼念亡妻的诗作浪漫哀婉，传达出对所爱之人的深切追念，令人动容。同时，高村的雕刻家身份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雕塑性”。本书遴选高村光太郎诗集中的精品诗作，凝聚了诗人毕生对艺术的追寻与对生命的热爱。高村光太郎的写作，有一个与同时期中国诗人相似的背景，即诗人所使用的语言正处于传统与西化的碰撞、排异与融合的复杂状况中，对此，译者描述道：“日本传统的诗歌——和歌及俳句，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求。高村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渡美，第二年赴伦敦，1908年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倾倒于波德莱尔，为他的‘抛开自身全部存在的创作态度’所折服。这无疑是对他现代诗的启蒙。他于1909年7月回国，从1911年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现代诗的创作。”
4、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夜的命名术：皮扎尼克诗合集》（安娜·贝休编，汪天艾译，作家出版社）
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1936-1972）是拥有俄罗斯和斯拉夫血统的犹太裔阿根廷诗人，1936年4月29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幼长期受失眠和幻觉困扰，药物依赖严重，少女时代开始接受精神分析。19岁出版第一本诗集，青年时代旅居巴黎数年，曾在索邦学习并翻译发法国诗人的作品，与帕斯、科塔萨尔等作家建立了深刻友情。曾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年度诗歌奖一等奖，以及美国古根海姆和富布莱特基金会的资助。生前最后几年因患抑郁症和自杀倾向多次进出精神病院，1972年9月25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吞下50粒巴比妥类药物去世，时年36岁。对皮扎尼克的一生，译者做了一段描述：“经年的缠斗，与静默，与深渊，与空无，与错乱。不停地读。闻起来像旧太阳，像斑痕累累的、坍塌的墙，各种颜色的词语从墙的裂缝里逃逸出来。日常缓慢的溺亡里唯一的救赎。不停地写。发疯的可能性有千百种，只要不再写作，就会发生。生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必须走出自己在一页白纸上徜徉。……悖论是，用词语建筑的堡垒如何抵御词语的侵袭？当石块失控，当舌头割断，当词语背叛，诗歌不再是庇护她的宫殿，而是埋葬她的墓穴。这一次的流离无可挽回，剩下的只有坠落，无尽的坠落，触不到底的坠落。旧鬼重回的夜里，发光的恐惧终于停息，浓稠的沉默在血管里塞满棉花，听不见光的嚎叫。最后一通电话惊醒报社的夜班员，困惑地听她问：‘讣告资料库里皮扎尼克的那一张准备好了吗？’”本书收录了皮扎尼克生前以“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署名结集出版的全部诗作，这是汉语语境里首次完整译介这位西语世界极富传奇魅力的女性诗人的作品。同时，这部涵盖皮扎尼克一生作品的诗合集也渴望逾越“被诅咒的自杀诗人”的神话，展现出其中饱含的艰巨劳作：她的诗歌是一座用智慧与耐心建筑的高楼，以大量阅读造就了坚定批判、跳脱传统的笔触与目光。
5、赫列勃尼科夫：《迟来的旅行者》（凌越，梁嘉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俄罗斯诗人。生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鸟类学家，母亲是历史学家，中学毕业后考入喀山大学，攻读数学和自然学。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实验性，大胆革新诗歌语言和形式，对俄国现代派诗歌运动产生深远影响。1922年在旅途中病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认为赫列勃尼科夫是“发现诗歌新大陆的哥伦布”，并对他做过一个总结性的评价：“赫列勃尼科夫不是消费者的诗人，他是不可阅读的。赫列勃尼科夫是生产者的诗人。”中国文学界颇为熟识与热爱的曼德尔施塔姆则把至高的赞誉献给赫列勃尼科夫：“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一部新的长诗的开头。每隔十行就会出现格言警句，简直可以刻在石头或钢板上。赫列勃尼科夫写的甚至不是诗，不是长诗，而是一部庞大的、百年千年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全俄罗斯的圣礼圣像册。”当俄罗斯诗歌史上“白银时代”重要诗人与次要诗人纷纷有全集或选集被译介时，何以赫列勃尼科夫的诗迟至2019年方才得以集中的展示？对此，译者凌越解释道：“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中，词语有一种被长久凝视之后产生的眩晕感，对于每个词，赫列勃尼科夫似乎都要仔细端详，一心要探索其中潜在的可能性：新的音响组合，新的音响色彩。曼德尔斯塔姆也曾敏锐意识到这一点，说他‘像田鼠一样折腾着词语’。赫列勃尼科夫把古词、旧词或方言词，如古俄罗斯的花园名称，古俄罗斯的四季名称，教堂斯拉夫语的表达法，被遗忘的词语，极少使用的词语，与斯拉夫语言同族的词语，统统拿来，平等使用。这些词语图通泥泞的沼泽自然会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和赫列勃尼科夫诗歌中大量的自创词相比，这些困难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6、伊夫·博纳富瓦：《弯曲的船板》（秦三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伊夫·博纳富瓦（1923-2016），法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出生于法国图尔，就读于普瓦提埃大学和索邦大学，早年诗歌创作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继而秉承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以来的象征派传统，融入诸多现代主义创新手法，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夜至二十一世纪初最重要的法国诗人之一。博纳富瓦曾荣获法兰西公学院诗歌奖、龚古尔诗歌奖、卡夫卡文学奖等。本书是博纳富瓦出版于2001年的诗集，收录了诗人在世纪之交创作的《夏雨》《遥远的嗓音》《在词语的圈套中》《出生时的旧居》《弯曲的船板》《依旧失明》《扔石头》这七个子集，回忆与内省交叠，抒情与思辨并举，呈现出诗人典型的晚期风格。附于本书开端的是译者秦三澍的长文《测听童年：希望的矢量》，对博纳富瓦其人其诗做了详尽的介绍与评述。
7、李立扬：《眼睛后面》（叶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立扬（1957-），美国华裔诗人。出生于雅加达，童年生活坎坷，随父母颠沛流离，1964年到达美国。就读于匹兹堡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第一本诗集《玫瑰》于1986年出版，其抒情性和震撼力令人倾倒。此后出版的诗集《在我爱你的这座城》和《我的夜晚之书》同样获得高度赞誉。李立扬曾荣获多项诗歌和艺术奖项，基于他对美国诗歌的贡献，2003年受邀成为美国诗人协会会员。本书收录了李立扬的诗集《眼睛后面》与《脱衣》。《眼睛后面》初版于2008年，家庭、个人和集体的经历以及诗人与宗教和文字的关系，相互交织萦绕，构成一本既复杂深邃又明细感人的诗集。十年后，《脱衣》成为李立扬的第五本诗集，一些主题在书中重温再现，一些诗行也移植于新的诗句中，仿佛一首新的交响曲包容了从前的题材和旋律，使得耳熟之处更加铭心，簇新之处更显激荡。
8、约瑟夫·布罗茨基：《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1940-1996）是著名的美籍俄裔诗人，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在中国久负盛名，此前他的文集《文明的孩子》《悲伤与理智》等已有译介。相较而言，他的诗作却始终未有较为集中的展示，本书为首次全面的译介。《布罗茨基诗歌全集》是由布罗茨基本人亲自参与编排的，收录了他一生中所有他本人认为有价值的诗歌作品。这些诗具有和谐的韵律之美、独特的俄罗斯风味以及无比丰富的精神内核，字里行间展现着布罗茨基对于生活敏锐的观察和感受力、开阔而坦荡的思想以及真挚而温和的情感。本书为全集第一卷，收录著名学者洛谢夫为布罗茨基撰写的文学传记和诗人1970年于纽约出版的首部诗集《在狂野扎营》中的73首诗。其中，与诗作相匹配的是详尽的、具有研究性和学术性的背景材料、评价与注释，从中可见布罗茨基惊人的诗歌创作天赋和由青涩走向成熟的成长轨迹。
9、埃德蒙·雅贝斯：《门槛·沙：埃德蒙·雅贝斯诗全集（1943-1988）》（刘楠祺，赵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埃德蒙·雅贝斯（1912-1991），法国著名犹太裔诗人、作家、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二战后法国著名的文学人物之一，对德里达、布朗肖等法国思想家产生过深刻影响。生于埃及，熟谙法语。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被迫离开埃及流亡巴黎，1967年加入法国国籍。同年成为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上展示其作品的四位法国作家之一（另三位是萨特、加缪和列维-斯特劳斯）。1987年获法国国家诗歌大奖。本书为雅贝斯一生诗歌成就的集结。
10、罗伯特·洛威尔：《生活研究》（胡桑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罗伯特·洛威尔（1917-1977），美国诗人、散文家、翻译家。被誉为“我们时代的诗人历史学家”“美国最后一位声名卓著的公众诗人”。美国第六任桂冠诗人，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其作品影响了包括希尼、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毕肖普、普拉斯、默温等著名诗人在内的多位同代及后辈诗人。1911年生于波士顿。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凯尼恩学院和路易安那州立大学。1947年，洛威尔结识伊丽莎白·毕肖普，并与她在之后的三十年中保持终身友谊。1954年，他受聘前往波士顿大学讲授诗歌，学生中有西尔维亚·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等人。1960年，诗集《生活研究》出版，被认为是美国“自白派”诗歌运动的开创性作品。1967年，洛威尔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被誉为“美国同时代中最好的诗人”。《纽约时报》则称洛威尔“改变了美国诗歌”。1977年，洛威尔去世于纽约，享年60岁。美国的“自白派”诗歌潮流中的主要人物，如普拉斯和塞克斯顿，她们的作品或在1980年代既已启发了中国的写作者，或已有了比较好的译介。但引领了“自白派”的洛威尔，其诗作此前并未有过集中的译介，胡桑的翻译弥补了这一空白。在“译后记”中，译者对洛威尔的作品做了精道的评介：“诗集《生活研究》曾经开创了一个诗歌流派——‘自白派’，洛威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是这个流派中许多人的导师。……对于洛威尔而言，自白派不仅是一个诗歌策略，而且是生命经验的必然结果。他的躁郁症、出轨、苦闷和愧疚都需要找到一个安放的容器”；“他的诗歌就像世界一样丰盈开阔，像人的精神世界一样深邃复杂。他的诗无法在一个静止的点上获得终极意义，只有在无尽的流动中呈现出强烈的诗意。他在不停的书写中建构了一个强大的自我装置，对世界持续不断地进行拆解、提炼、重构和命名。他痛苦，却不渴望救赎。他爱这个世界，却一再傲视。通过写作，他创造生活。作为诗人的洛威尔，是一名并不渴求终点又永不止歇的航渡者”。
1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赵振江主编）是2019年规模最为磅礴的诗歌翻译文化工程，它作为“十三五”出版规划第三次增补项目，包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7部国别诗选：
（1）《伊朗诗选》（穆宏燕编译）
（2）《塞尔维亚诗选》（彭裕超编译）
（3）《蒙古国诗选》（陈岗龙编译）
（4）《匈牙利诗选》（冯植生编译）
（5）《阿拉伯古代诗选》（仲跻昆编译）
（6）《缅甸诗选》（李谋、张哲编译）
（7）《泰国诗选》（裴晓睿、熊燃编译）
（8）《俄罗斯诗选》（顾蕴璞编译）
（9）《哈萨克斯坦诗选》（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编译）
（10）《巴基斯坦诗选》（张嘉妹编译）
（11）《阿尔巴尼亚诗选》（郑恩波编译）
（12）《保加利亚诗选》（陈九瑛、刘知白编译）
（13）《马来西亚诗选》（张静灵编译）
（14）《黎巴嫩诗选》（仲跻昆编译）
（15）《巴林诗选》（王复编译）
（16）《吉尔吉斯斯坦诗选》（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编译）
（17）《菲律宾诗选》（史阳编译）
上述诗集涉及的国度，如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巴林等，在以往的诗歌汉译中确实少有触及，它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此前以欧美诗歌为主的外国诗歌汉译图景，使不少陌生但却并不遥远的国度在诗的层面上为人熟知。
三 2019年诗歌研究情况简介
回顾上一年度的诗歌现场，便会发现一些1980年代“新诗潮”的参与者，至今仍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当年，作为青年诗人的他们不满于“文革”后的诗歌样态，试图突破以往的美学禁区与写作惯性，因此无法为所谓的主流文学圈所容，难以在第一时间将先锋意识十足的作品刊布于官方把持的公开出版物。为了声音不被湮灭，青年诗人们决意自救。他们或以地域为界，或以相似的文学追求为契机，通过自印诗歌刊物的方式活生生地再造了一个别样的媒介空间。这便是当代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民刊”现象。从引发“朦胧诗”潮流的《今天》到制造出“第三代”诗歌的《他们》、《非非》等，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集结于“民刊”之上的诗学主张和诗歌文本，持续定义着当代汉语新诗写作的前沿。基于这样的前提，王士强将视线转向新世纪以来“民刊”的命运。在《新世纪诗歌民刊的困境与可能》一文中，他以上世纪八九年代的诗歌“民刊”为历史参照，发现新世纪以来“民刊”的影响力似乎有所减弱。新世纪前的“民刊”有着明确的、与官方刊物相对的先锋意识，而类似的文学追求在近年的“民刊”中淡化了。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民刊”与官方刊物之间的界限已逾渐模糊，不再如以往那般具有引领性的势能。此外，网络空间的发达使诗歌的传播途径变得更加多样和灵活，也使很多作者不再看重纸质出版物的意义，这无疑也对“民刊”的印发造成冲击。王士强认为，“民刊”本身的定位与类型较之以往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他指出：“而今的民刊形式上极为多样，许多是此前未有的。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进入诗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诗人（或‘前诗人’）的经济能力已较为可观，愿意出资反哺诗歌，还有一些机构、个人也愿意资助、赞助诗歌活动、诗歌出版等，如此催生了诸多的诗歌出版物，这对于诗歌的发展整体而言无疑是有益的。当然具体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值得认真辨析，但这些现象的存在本身是值得肯定的。这里面许多刊物的性质有些模糊，亦‘官’亦‘民’，可‘官’可‘民’，有必要对民刊进行一种界定。或许可以将民刊分为狭义和广义两者，狭义的民刊指此前那种自筹资金、自印、无刊号或书号的诗歌印刷品，广义的民刊则指非官方出资、无‘主办单位’的连续性诗歌出版物，上述所谈及的几种公开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可归入广义的民刊。就‘民刊官刊化’而言，人们对之评价的分歧主要在于其经过了制度化处理措施，是否还具有‘民间’的性质。”对“民刊”的前景，王士强则持乐观的态度，他的信心来自于“民刊”仍未丧失的特性，对此他写道：“相比官方刊物，民刊仍然要更自由、更灵活一些， 更容易形成自身的品格和特色，作品形态也可能更为真实、丰富、有力一些。与网络诗歌相比，诗歌民刊也具有一些优长，网络上的作品更为芜杂、参差不齐，而民刊总的来说是经过过滤、遴选的，其作品的质量相对来说要更高、更整齐，也更为可信、有效些。就此而言，民刊的意义其实不仅在当下，它的一个可能的用途是作为我们时代诗歌的‘足本’或‘善本’成为后人文学版本考辨和‘知识考古’的对象。”
王士强的论文聚焦于“民刊”这一当代汉语诗歌史上的重要现象，细致地论述了发表载体和传播机制对诗歌生态的塑造作用。显然，这是一篇以文学社会学视角考察外部因素如何影响诗歌写作的论文。在过去一年，有些学者则尝试从某个具体的文学内部要素入手，展开对诗歌潮流、现象的重审，比如说娄燕京的《在个人与语言之间——论“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部分诗人认为1980年代的诗歌写作整体上过于关注宏大的事物，回避了日常生活的琐屑表象和内在本质，缺乏从细微之处进入历史的能力。有类似判断的诗人提出“中年写作”、“及物”等诗学观念，试图纠正他们眼中1980年代诗歌写作的缺陷。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其中一个表现便是有些诗人开始重视叙述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叙事性”渐渐成为有关“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关键词。娄燕京认为，“叙事性”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的核心技艺，它对细节的强调有助于诗歌写作“有效吸纳市场经济降临之后‘一地鸡毛’般的日常生活经验”，“从而在‘现实感’的层面上，达致对历史的有效触着”。那些以“叙事性”为核心技艺的“九十年代诗歌”中的叙述者，是讲述着历史的“个人”——这样一个叙述者“外在于历史现实的宏大结构，既显示了个人独自面对历史的勇气，也保有个人讲述历史的权利，历史由此成为个人之外的风景，并借助现代语言哲学的推力，历史被进一步暗中置换为语言的材料，个人面对历史即个人如何处理语言”。讲求“叙事性”的诗人相信他们有“创世”的能力，可以通过叙事在文本中发明一种高于实在的现实。与娄燕京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余文翰在考察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时把语言的口语化视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在《90年代口语诗歌的精神结构及其“应用”问题》中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口语诗”实践中，较好的作品“往往突出了心灵生活的整体想象和内在冲突，使个性、审美的特殊体验借助普遍经验得到分享、引起共鸣”；等而次之的文本则“误以为生活本身可以直接提供诗性，夸大了来自日常的发现或启示”。事实上，对诗歌语言口语化的追求至今仍是重要的诗学现象，余文翰没有将其仅视作一个晦涩还是通俗的表达问题，而是试图探究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机制。余文翰认为，1990年代的“口语诗”实践首先“在于解放长期被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文学传统压抑住的形而下的‘人’，以及过去在写作时常常被抽象、被概括的‘小写的人’”。其次，“口语诗”的主张者“意识到‘诗’的概念须继续拓宽，一种投入日常、拥抱世俗的生活方式急于在写作上得到承认，他们抛开了隐逸心态却也不能认同说教的精神贵族，拒绝一拿起笔来就写超越一切世俗之物”。最后，追求“口语诗”对应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真”与“道”分离的时代精神状况，而文中的“真”指承认欲望，“道”则指提倡理性和节制。余文翰认为“口语诗”是偏重于“真”的文化实践，它并非要与书面语写作截然有别，而是“从根本上立足于对此在生命的关怀以及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
娄燕京、余文翰两位作者的文章都把1990年代的诗歌作为论述对象，从中可以见出同时代的诗人们在处理文学书写与日常生活、语言策略与时代精神状况等关系时的具体差异。相较于从某个历史阶段的某种重要诗学现象入手的研究路径，在去年发表的诗歌研究文章中，有一部分则试图以更为宏观的问题意识对诗歌写作的整体情况进行发言，比如说沈奇的《浅近的自由——说新诗是种“弱诗歌”》。所谓“弱诗歌”之“弱”，是指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缺乏独立的创新精神，绝大多数的文本处于“模仿与被模仿”的情形中，包括诗人之间的模仿和诗人的自我复制。沈奇认为，只有少数诗人守住了人文精神、汉语气质，以及诗之为诗的文体基本边界和基本特质，其余绝大多数文本则只是习惯于从众的“弱诗人”写作的“弱诗歌”而已。与沈奇类似，李森也在《诗意母语的陷落？——汉语新诗诗意生成的逻辑》一文中对新诗整体情况表达出不满的态度。他认为西化的逻辑早已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当代诗人的语言，这导致了“诗意母语的陷落”。在李森看来，写作者的崇洋媚外，加之写作门槛的降低，阻碍了“汉语新诗伟大作品的诞生”。李森对新诗病理的诊断是否过于决绝与悲观，这暂且不论，更加值得关注的一点或许是作者评价新诗时把古典诗歌引为最主要的参照。从诗歌的形神层面上来看，新诗与古诗之间的差异确实不少，但汉字一脉相承的历史以及古诗深厚的传统仍鼓舞着学者与诗人去沟通古今。以古诗蕴含的美学准则去衡量新诗的成败得失，这并非什么新颖的思路。对此，需要反思的是做出类似论述的作者究竟如何看待传统：是把传统视为一个缺乏流动性和转化可能的伟大标准，还是谨慎地寻求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看待传统的不同视角将直接影响论者对于新诗现状的态度，并最终左右人们对于新诗前景的想象。
在评述新诗的过程中怎样恰当地使用古诗传统，对这一问题，朱钦运试图在《汉语新诗的“百年滋味”——以来自旧体诗词的责难为讨论背景》一文加以解答。首先，有关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无论是用古典诗词的美学标准或历史成就来衡量、校准新诗，还是以旧诗创作的“道统未绝”来反向证成对新诗合法性的质疑，甚或认为新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诞生夺取了文学的主流地位而挤压了旧诗的生存空间——这些命题都如话语幽灵般缠绕在关于新诗的认知上，同时也构成了人们看待旧诗在当代的生存处境的一大迷思。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文章开始讨论“新”与“旧”之间的纠葛。朱钦运没有将新诗与古诗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们同时放置于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加以探讨：在一个属于大众文化的时代，根植于精英文化的旧体诗词，和根植于专业话语的新诗，都不再是真正的主流。旧体诗词作为个体生命经验的自然延伸，它至今仍适用于言志抒情或涵咏自娱，“一切并无定论、充溢着可能性的新诗更能包容如此异质多元的现代经验”。把新诗作为整体，将其放置在广阔文化参照系中加以分析，这正是李森、朱钦运两位作者文章的思路。敬文东在《汉语与逻各斯》一文中也尝试于历史断裂性之外去发现汉语的某种基因及其对于新诗写作的启发性。除了今昔对比，作者还揭示出西方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书写系统中留下的深刻烙印。敬文东指出：在所有感官中笃信视觉、推崇眼睛的西方文明，更倾向于语言——亦即逻各斯——对万事万物进行视觉性的吸纳、视觉性的凝结。被作者概括为“视觉中心主义”的西方语言观念随白话文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书写体系，欧化的汉语因其高度的视觉性拥有前所未有的表现力。与此同时，作者指出：“在视觉中心主义笼罩下，新诗对精确和冷静的过度追求带来的，很可能是冷血；而对词语的一次性原则的过度强调导致的，却更有可能是词生词的尴尬局面。凡斯种种，在百年来的新诗写作中，可谓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相较而言，汉语自身的传统则远离了“视觉中心主义”。就感觉方式来讲，汉语更善于“尝”而非“看”。对此，作者写道：“汉语强调遍‘尝’万事万物，它们必须被其‘口味之也’：汉语关照万事万物，必然与之不离不弃；万事万物之味则被汉语品尝，被汉语存贮，饱含良善之意，满是悲悯之情。万物以味为存在方式，味则上升为万物之魂、万物之本质。”汉语本有的品格或可纠正“视觉中心主义”给新诗造成的缺陷，这正是敬文东文章的旨归所在。
以上三位作者的文章在论述新诗时都谈及了古典诗歌的传统。经过漫长的沿革与沉淀，中国古诗最终成为一种高度类型化的写作。古诗中的怀亲、恋情、友谊、纪游、宴饮、咏物、咏史、从军、节令、品艺等，不仅是主题之别，它们各自涵盖着相应的写法。一些研究者也尝试从类型化的角度对新诗写作中一些频繁出现且高度重合的主题和写法进行归纳，比如说刘火的《纪念地诗歌的空间与陷阱：一种诗歌类型批判》。文中的“纪念地”是指与名人与历史相关或不相关的地方，并由诗人指证并在此指证上所写下诗行之后的地名，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的地名“青冢（明妃王昭君的坟茔），如荷尔德林《梵蒂冈》的地名“梵蒂冈”等。在当代汉语诗歌中，对“纪念地”的书写早已构成一种诗歌类型：诗人因为纪念地得以重新认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在自己与历史的关系中，生命本真得以呈现。与此同时，纪念地也因为诗人的本真重新获得建构，即以另外一种方式再生。与刘火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董迎春的《当代诗歌“刺点”及“刺点诗”的价值及可能》。文中定义的“刺点诗”是指1980年代末作为主流诗歌话语兴起的口语叙事所影响的当代诗歌写作。有关“刺点诗”的特征，董迎春总结道：“从对无聊、乏味的日常化、凡俗性的现实叙述的关注开始，慢慢形成了文本的机智与幽默的鲜活‘口语’风格，这种以‘反讽’话语为特征的文本‘刺点’的合宜运用，在形式上、技巧上保证了口语写作的有效性及影响力。因而，口语叙事类的诗歌，保持诗性的往往就是这类‘刺点诗’。”“刺点诗”的流行可能会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造成伤害，有着鲜明口语叙述特征的“刺点诗”在追求日常性和凡俗性的同时，也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替代了1980年代初期文化追求上的经营性和崇高性。同时，“刺点诗”中的叙事话语持续解构着以往中国诗歌中的抒情话语。
以上文章大体属于“诗歌潮流、现象研究”。下面，本报告将介绍几篇去年重要的“当代诗人个案研究”文章。2019年恰逢海子逝世三十周年，有刊物专门辟出空间发表以海子诗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如《文艺争鸣》不仅在第三期开设海子研究专栏，还分五期刊发了张清华论海子的系列文章。在《一次性写作，或伟大诗歌的不归路：解读海子的前提》中，张清华试图对海子诗中的想象力做一番辨析。在他看来，“自我的困顿”是海子诗歌想象力的核心，它既呈现为神性的、生命的词语，又是充满血腥、死亡与暴力的幻象。海子诗中的想象力终归原始而混乱，这使他的美学世界得以长大，却也使之陷入自我的湮灭。《以梦为马的失败与胜利、远游与还乡：海子诗歌入门》是张清华论海子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作者认为，在设置了“伟大诗歌的不可解读性”的前提之下，海子是可解的，而他的名篇《祖国（或以梦为马）》或许就是进入海子诗歌世界的一个入口。张清华指出，《祖国（或以梦为马）》是“一个尺度、标高和入口。而且，就语言的还原程度与恰如其分的程度来说，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在系列文章第三篇《疾病、疯狂、青春、死亡：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海子诗歌》中，作者使用“精神现象学”这一概念，用以指称人的无意识、非理性以及疾病、疯狂等现象。海子的诗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现象学”式的存在，其中的关键词是疾病、疯狂、青春、死亡。系列文章第四篇《村庄·土地·大地·原乡：海子诗歌的基本母题与美学根基》聚焦于海子诗歌中的“村庄”、“土地”、“大地”和“原乡”。这四种要素彼此相关，是海子诗歌的母题。具体而言，“村庄”是海子诗歌内在价值观的起点，是农业生存的理想，生存经验的根基；“土地”是诗人记忆和情感的载体，是其乡村经验和物象的整合体；“大地”是使海子从乡村经验和乡村根基中抽象出来的哲学存在；“原乡”则是人和信仰，大地与个体经验的结合物，是神话化了的、永恒的归所与抒情对象。在系列文章完结篇《“在燃烧的太阳和酒精中心”：海子诗歌中的感性、身体与情欲》中，张清华谈及海子诗歌“巨大的体积”。海子诗歌体量之大，一方面来自诗人对于古往今来人类诗歌理念的总体性和综合性的理解与扩展，同时也来自他亲和于原始思维与原型意象的类似“先知”“半神”与“巫”的直觉想象力。在张清华看来，海子诗歌的重大意义在于其对“现代性”困境的矫正和弥补。文中所谓“现代性”困境，是指海德格尔定义下的诸神消退后的“贫乏”，亦指本雅明所描述的“机械复制时代”以赝品替代“原真性”的局限。海子的诗歌是“用了生命的在场和感性的活跃，来弥补神性的空缺以及诗意的僵滞与匮乏的”。
在过去一年论说海子诗歌的重要文章还有：西渡的《海子诗歌中的原始主义及其根源》，钱文亮的《“麦地之子”与1980年代的“远方诗学”——为海子殉诗30周年而作》，木叶的《海子：开天辟地,世界必然破碎》，张伟栋的《自动写作、多调互换与实体的观念——论海子诗歌的抒情语调兼及新诗的音乐性问题》，贾鉴的《“一次性行动的诗歌”：重评海子的史诗观念》与郭瑾的《能解释的和不可说的——解析海子的诗化语言》。其中，西渡指出：1987 年前后，海子诗歌风格突然由宁静柔美而趋向激烈狂暴，核心意象由水和月亮一变而为火和太阳，主题上也从歌唱爱与包含转而礼赞暴力与复仇。在海子诗歌风格转型的同时时期，诗人在诗学上区分了父本与母本两种艺术创造类型。海子的转向是从一个经验的母亲转向一个更为原始的母亲，从一个爱与包含的母亲转向一个愤怒的、复仇的、毁灭与破坏的原始母亲、神秘母亲。钱文亮认为海子代表了1980年代寻找各种可能性的充满乌托邦气质的“远方诗学”，并断定海子是新诗史上“罕见的欲为民族与人类寻求存在的‘真理和真实’或终极价值的诗人。海子是有无限想象力与超越精神的“诗人哲学家”。在木叶的文章中，海子的诗歌被理解为一种“将热爱生命加以焕发，甚至不惜以死相迎”的文化实践活动。海子诗歌中的创世与复活是审美性的幻相，却也感召着人们重新审视死亡的轻与重。张伟栋从诗歌语调的角度入手探究海子诗歌独一无二的抒情性声音。贾鉴则将论述的范畴从作为整体的海子诗歌转向海子的史诗观念：在1990 年代“知识形构”转变的背景下，当代神话的合法性遭遇深刻质疑，海子史诗的语言和结构缺陷，特别是其中留存的对于最高真理的幻觉，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对海子史诗观念中象征意义的阐释实则包含了对1990年代社会变化的反思，但市场经济的逻辑对“海子神话”的塑造的深度介入又嘲讽了它的神性内涵。郭瑾认为海子诗歌的语言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是一种不具重复性的“英雄式的书写”。以此为基础，作者将海子诗歌的语言大致概括为能解释的和不可说的，以及有温度的诗性智慧和坚实的语言形式。
海子的亡故以及海子诗歌的传播史、接受史和评价史，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话题。“海子神话”的诞生与海子成为文化偶像的过程，对应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上述论说海子的文章正是以此为前提，将焦点集中于海子的诗歌本身，以期通过解读一位诗人去重审新诗史中1980年代这一充满美学纷争和思想对撞的重要阶段。已故的重要当代诗人向来是“当代诗人个案研究”集中关注的对象。除海子外，在过去一年成为论题的主要有顾城、昌耀与张枣。在《顾城诗歌的远与近》中，作者程一身认为《远和近》比《一代人》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这是由于《一代人》通过表达诗人个体感受的方式去概括“文革”那一代人的公共感受，其时代性大于超越性。相较而言，《远和近》的“疏远主题”并不局限于“文革”时代，程一身将其视作“顾城留给我们的一句箴言或预言”。在《字的魔方：论张枣诗歌的韵律节奏与智性抒情——以结构助词“之”为中心》一文中，作者周俊峰发现以结构助词“之”为中心的定中短语以充满变化的方式出现于张枣诗歌中，使张枣的诗歌语言“既具备一定的颗粒感与完整性，又凸显出节奏的错落与诗意的幽微”。张枣对结构助词“之”的灵活使用，是其诗歌中音节节奏轻重、意象节奏转换等层面的基础。王家新的《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一文论及了昌耀在1980年代之后对此前旧作的修改。昌耀修改旧作实质上是诗人以全新的诗歌标准对早期作品进行大幅度重写。在王家新看来，昌耀的重要性或独特性在于他的诗歌有着“孤绝超拔、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昌耀体”），修改前的早期作品就其原本的文本面貌来说并非典型的“昌耀体”，大幅度的重写将早期作品最终修正为与诗人美学追求相称的语言文体。
除了论及已故重要诗人，“当代诗人个案研究”还承担着判断与选择的批评任务，研究者有责任在众声喧哗的诗歌现场中发现“实力派”诗人以及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当代佳作。在2019年有类似抱负的诗学文章主要有：王志军的《诗歌作为精神生活：读徐芜城的诗》，赵飞的《臧棣：唤起生命的高贵觉醒》，魏天真的《以诗为业：张执浩的诗歌与职业化写作的意义》，张媛媛的《历史的伦理与诗的开端：简论钟鸣》，胡苏珍的《作为语词的意象：以西渡系列海洋诗为例》，曹转莹的《王小妮的边缘写作姿态》，江弱水的《桃花扇与柳叶刀——读朱朱<五大道的冬天>》，牛艳莉的《奏响灵魂的交响曲——黄灿然诗歌论》，姜涛的《“羞耻”之后又该如何“实务”——读余旸<还乡>及近作》，林舟的《因为疏离而如此贴近：小海诗歌综论》与刘阳鹤的《当倪湛舸遭遇思辨实在论》。
其中，王志军认为徐芜城是内心深处有着最重要基本真理的诗人，从其诗歌中可以读到最严厉的自省与面对人生时最严肃庄重的态度。最终，诗人“写出了一个强大的精神自我。这个强大的自我，启示录一般在它顾自欢乐或悲痛闪耀的时刻唤醒我们”。据此，王志军断言：由于徐芜城的诗是“真正的精神生活的颂歌”，已在从一个人的诗变为人类之诗的过程中汇入了“我们共同的精神生活”，这也是文学史上经典作品具备的品质。在赵飞的文章中，作者描述了自己阅读臧棣诗时的感受：“阅读他的诗歌，仿佛就是从破碎、不定的实际生活中回到生命的觉醒状态中来憩息：原来每一事、每一物皆有如此蓬勃生机与盎然意识。当然那不是现成的，那是被诗人的意向性赋予的。”在臧棣的诗歌谱系中，少有客观描写的叙事性作品与看起来丰富宽广的长诗，但诗人的整个写作臧棣“洋洋洒洒、恣肆漫溢，毫无某种脱离客观世界的匮乏感”。魏天真的文章将张执浩定义为“职业化写作者”，作者试图从张执浩的诗人形象与作品中提炼出这样的启示性意义：“以诗为业，就是终其一生用词语给虚无的现世填充意义，同时防范陈词滥调对生活的抽空。”在论述钟鸣的诗作时，张媛媛认为，钟鸣的格局与风格始终同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主流”之间的疏离感使钟鸣以旁观者的冷峻却不失温度的目光打量着历史与现实。胡苏珍的文章以西渡的“海洋诗”为对象，认为诗人的大海系列写作表征着当代诗的一个面相，即虽然“叙事性”成为1990年代诗歌的关键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意象”为核心的写作已然退隐。西渡正是仍把抒情奉为圭臬、以意象推动诗意的重要诗人。对此，胡苏珍写道：“把意象作为语词，绝非写成那种凌空虚蹈、形式刻意标新立异的‘语言诗’，而是立足于个人经验和想象发明语词与存在、精神的新关联。”在胡苏珍眼中，西渡是一位与同时代诗歌主流保持审慎距离的写作者。与西渡类似，王小妮也常被认定为是远离文学时尚的诗人，这是曹转莹文章论说王小妮的前提。王小妮善于用平实纯净的语言营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氛围，这与通常来讲的女性主义诗歌有所不同。江弱水的文章以朱朱的诗集《五大道的冬天》为对象，从中看到“域外城市的闻见录”式的作品与带有“怀旧编码”的作品，这两类诗作深化和推进了朱朱最重要的主题风格。但是，引起江弱水更多关注的是诗集中“颇为私密的个人书写”。在这类作品里，“主角其实是荷尔蒙：它的萌动与压抑，它的释放与审查，它的控制与沉溺。这是朱朱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变奏曲”。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重要诗人黄灿然，牛艳莉的文章试图对诗人的写作做一次整体归纳。在牛艳莉看来，黄灿然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当下诗坛构建出了别样的美学形态：“他的诗歌善于发现日常奇迹并对其进行命名，诗歌语言在保持强烈抒情倾向的同时，注重叙述的精确性。”黄灿然植根于日常现实所发掘的诗歌经验，被牛艳莉定义为“‘减法’意义上的‘日常诗学’”，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便是诗人对“叙述”的创新性衍化与改造在考量一些诗人诗作的价值时，研究者常将谈论的对象放置到文学史的谱系之中，以期通过对比、参照的方式去发现某个特殊论题的普遍性。比如，姜涛的文章论说余旸的诗集《还乡》及其近作，他认为余旸的写作“不仅仅在社会议题层面看待乡村问题，而是选择扎根基础，立足城乡撕裂又贯通的身心状态，还要更进一步在诗中探讨乡村治理的‘实务’”。与之相比，1990年代诗歌中的“历史个人化”与新世纪以来诗人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在显示出言说当下的兴趣与激情的同时，“由于没能觉悟进入实有性关系的必要，相关努力或限于碎片化的反讽呈现，或采用内在超越的方式，一次次回收于固化的情感与认识框架，以反复印证奥登所说‘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的原理”。在姜涛看来，余旸的写作试图突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歌“言说当下”时的局限性。紧贴着同时代的文化语境与诗歌整体状况去论说作为个案的诗人诗作，这种思路也是林舟谈论小海时的做法。林舟认为小海的写作实践着“他们”诗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诗学主张，诗人对“口语化”的追求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实现对宏大话语的抵抗，打破艺术表现的禁忌，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释放了创造的潜力，影响了后来众多的诗人创作”。刘阳鹤的文章以倪湛舸的作品为论题，实际上是要借此对“学院派”诗人的文学感觉与书写意图做一次辨析。在刘阳鹤看来，对倪湛舸式的“学院派”诗人来说，以学术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有时是外在的压力，迫使诗人“追求再生性语言的审美乌托邦”，而“学术生产也恰恰为这样一种语言再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知识上的准备”。刘阳鹤认为，这令倪湛舸或其他一些有相似生存状态的“学院派”诗人的作品中，“不再能触及一个真正的人及其所处世界的现实性”。
在2019年的“当代诗人个案研究”中，有些论者同时关注到了某一位诗人。比如说，王士强的《行走大地，歌哭人生——论雷平阳》，刘波的《诗歌的现代之光如何划过幽暗的传统——雷平阳论》与钱文亮的《雷平阳诗歌的当代性、历史感及其“泛神论”》，都将目光投向近年来影响力日盛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在王士强看来，雷平阳诗歌最大的特征诗是“从阅历中来”。由于能够自觉地体察、记录时代变化与个体处境，雷平阳的诗血肉丰盈，直面生存的困境与深渊，袒呈内心的卑微与苦痛，极具命运感。王士强还注意到雷平阳诗学观念中“在寺庙旁边写作”和以“山水”为师的主张，这些观念促使诗人在写作中对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文明进行审视与反思。刘波文章的切入点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思考雷平阳诗歌为何拥有强大的读者基础。刘波认为，雷平阳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主要是他“写出了很多人体验与感知世界的纯粹之意”。钱文亮的文章将雷平阳定位成“一个写出了时代真实痛苦的诗人”。论者发现雷平阳的诗歌带有“复魅”的特征，这具体是指诗人在表现复杂时代中国人的复杂情感、经验和观念时，屡屡借助神话、传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中感悟神圣事物显现的能力和幻想能力。在钱文亮看来，“复魅”式的诗歌写作是“通过重述古老的语言，在剧变的时代重建生活的秩序与根基”，也是“对技术主宰世界的普遍物化的抗议”。
除了“诗歌潮流、现象研究”与“当代诗人个案研究”外，在过去一年发表的诗学文章中，还有一些属于“诗歌史研究”范畴的学术文章值得介绍。姜红伟的《两个版本<朦胧诗选>的出版考证》一文，试图通过整理历史材料的方法，对朦胧诗现象的出现与传播进行追根溯源。作者发现，自1980 年“朦胧诗”概念诞生以来，大量以朦胧诗命名的以及和朦胧诗有关的朦胧诗选出现在市面上。其中，出版年份最早、发行数量最大、再版次数最多、读者评价最好、社会影响最广、文学价值最高、畅销时间最久的朦胧诗选本，是辽宁大学中文系女学生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的《朦胧诗选》。这本选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由辽宁大学中文系编印的内部交流版本，另一个则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公开发行版本。姜红伟的文章详细地描述了两个版本的诞生过程及其历史命运，从中可以见出出版环节与诗歌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易彬的《“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 ——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对近年来新见的穆旦材料做了一次整体上的梳理。易彬发现，近年来新见的穆旦材料主要有个人交待材料和外调类材料，少量的相关部门或人士所写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时间跨度主要是从1953年年初至1965年年底。易彬文章披露的材料在时间跨度上为本文为1965年年底至1973年间，这些全新的材料有利于研究者和读者了解当年政治审查下文人的真实处境与内心体验。解志熙的《“采薇阁”外也论诗——朱英诞的迷盲与现代派诗的问题》以朱英诞文集的整理、出版为契机，在对文集进行勘误的同时，从朱英诞的创作入手，由诗人的个案论及现代派诗的一些层面。解志熙指出，当今的新诗学者、新诗选家对朱英诞的推举，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废名和林庚的观点。但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或许不是去抓紧断定朱英诞的文学史位置，而是考察朱英诞当年的“迷盲”如何折射出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问题。
以上三篇文章代表了“诗歌史研究”的一个向度，即着重于对史料的发掘、整理与重审，在发现新材料或反思旧材料的基础之上，针对某些诗歌话题做谨慎的发言。“诗歌史研究”的另一个向度，则是更为直接地论述一些内在于新诗发展史的重要诗学问题，比如说冷霜的《“中西诗艺的融合”：一种新诗史叙述的生成与嬗变》。冷霜发现，“新时期”以来汉语诗歌研究界对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关联的研究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在文学“现代化”的研究诉求下，通过梳理和考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探索，逐渐形成“中西诗艺的融合”这一新诗史叙述。随着“中西诗艺的融合”这一研究思路开始流行，有论者将新诗与古诗的关联视为“无中介的继承性关系”，认为古诗的“传统”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首要因素，而新诗自身的实践对于生成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则被有意无意地漠视了。冷霜的文章描述了这种诗歌史叙述观念的生成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王东东的《朝向民主文化的诗与批评——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政治意识》聚焦于“新诗现代化”这一由袁可嘉提出且在诗歌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诗学概念。王东东认为，人们在谈论“新诗现代化”时往往忽略了其背后强烈的文化政治意识。“新诗现代化”是一种有着明确时代针对性的民主文化概念，当年袁可嘉借助这一说法呼吁从对民主政治的热情转向对民主文化的培养。王东东的文章试图还原“新诗现代化”出现时的历史语境，从袁可嘉的诗学观念出发探究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民主文化一部分的面向。颜炼军的《现代“意义”的建构与变迁——对朱自清诗学的一种理解》以朱自清留给诗歌史的诗学观念为对象，最终想要处理的问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新诗作者如何处理个体的“意义”探索、隐喻创造与集体的家国愿望之间的关系。颜炼军认为，对朱自清等人而言，个体与国家并非对立，前者可以服务、甚至服从于后者，这对应着知识界朝“平民立场”的转向。个体化的“意义”建构或隐喻创造，如何与历史政治话语形成互惠互助，又彼此独立的关系，这不仅是朱自清那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诗人”所面对的现实，至今仍是值得继续探究的诗学命题。
待续……
（敬文东 王辰龙执笔）
这一部分将介绍2019年出版的11种翻译诗集或诗丛。在类型上它们包括：一、首次被集中翻译的重要诗人；二、此前已有部分作品被翻译的重要诗人，但更为全面完整的翻译尚属首次；三、此前已有充分译介的重要诗人，他们的近作或尚未被翻译的某部诗集。
1、弗兰克·奥哈拉：《紧急中的冥想》（许舜达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奥哈拉（1926-1966）为美国纽约派诗人一员，他的诗歌常以速捷的语速、跳荡的想象力与密集的比喻处理当代人的都市体验，他的写作用如梦如幻的文本准确地展示了人在都市文明内部的日常状态、欲望与悲喜。奥哈拉的诗作在主题上善于处理一些尖锐的议题，如同性恋、谋杀。与此同时，诗人对当代文化有着极强的消化能力，正如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言：“可以说，在诗里他无所不谈：描绘和你一起喝可口可乐的情形，评论拉里·里弗斯的绘画，哀悼英年早逝的电影明星詹姆斯·迪恩，改编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一首诗里甚至出现了三十个电影明星的名字，为的是鼓励危难之际的美国电影工业。”关于奥哈拉的修辞方式，译者也做出了精确的概括：“通过把毫不相关、甚至看起来彼此矛盾的词放在一起，奥哈拉能形成意想不到的组合，其中的场景可能夹杂某种混沌和无聊，但并非毫无意义。就好比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把真实对象进行切割重组后，却构成了另外一种真实”；“通过把原先似乎不属于诗歌的词汇纳入诗歌中，奥哈拉和他的朋友们试图重新去激活诗歌的语言”。
2、阿多尼斯：《桂花：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薛庆国译，译林出版社）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也是国人近年来了解阿拉伯文学世界时选择的焦点人物。阿多尼斯曾多次到访中国，这本诗就基于他在中国的交游经验。据译者薛庆国的介绍，“长诗《桂花》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篇构成，记述了此次中国行，尤其是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整部作品不拘一格，叙述、想象与沉思熔于一炉。呈现在他笔下的风光景物，与其说是感官的见闻，不如说是想象和意念的结晶”。
3、高村光太郎：《柠檬哀歌：高村光太郎诗选》（尤海燕译，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
高村光太郎（1883-1956）是日本著名诗人、雕刻家和画家。出身于艺术世家，早年前往西方游历，学习雕刻，归国后正式开始诗歌创作。初期醉心于“颓废艺术”，后投身于白桦派和民众诗派的文学活动，是日本新诗运动的重要人物。被誉为“日本现代诗之父”。著有诗集《道程》《智惠子抄》《典型》等。高村光太郎的诗歌主题多样，描写社会现实的诗作刚健有力，体现出对理想主义的思索，令人感佩；悼念亡妻的诗作浪漫哀婉，传达出对所爱之人的深切追念，令人动容。同时，高村的雕刻家身份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雕塑性”。本书遴选高村光太郎诗集中的精品诗作，凝聚了诗人毕生对艺术的追寻与对生命的热爱。高村光太郎的写作，有一个与同时期中国诗人相似的背景，即诗人所使用的语言正处于传统与西化的碰撞、排异与融合的复杂状况中，对此，译者描述道：“日本传统的诗歌——和歌及俳句，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求。高村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渡美，第二年赴伦敦，1908年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倾倒于波德莱尔，为他的‘抛开自身全部存在的创作态度’所折服。这无疑是对他现代诗的启蒙。他于1909年7月回国，从1911年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现代诗的创作。”
4、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夜的命名术：皮扎尼克诗合集》（安娜·贝休编，汪天艾译，作家出版社）
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1936-1972）是拥有俄罗斯和斯拉夫血统的犹太裔阿根廷诗人，1936年4月29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幼长期受失眠和幻觉困扰，药物依赖严重，少女时代开始接受精神分析。19岁出版第一本诗集，青年时代旅居巴黎数年，曾在索邦学习并翻译发法国诗人的作品，与帕斯、科塔萨尔等作家建立了深刻友情。曾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年度诗歌奖一等奖，以及美国古根海姆和富布莱特基金会的资助。生前最后几年因患抑郁症和自杀倾向多次进出精神病院，1972年9月25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吞下50粒巴比妥类药物去世，时年36岁。对皮扎尼克的一生，译者做了一段描述：“经年的缠斗，与静默，与深渊，与空无，与错乱。不停地读。闻起来像旧太阳，像斑痕累累的、坍塌的墙，各种颜色的词语从墙的裂缝里逃逸出来。日常缓慢的溺亡里唯一的救赎。不停地写。发疯的可能性有千百种，只要不再写作，就会发生。生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必须走出自己在一页白纸上徜徉。……悖论是，用词语建筑的堡垒如何抵御词语的侵袭？当石块失控，当舌头割断，当词语背叛，诗歌不再是庇护她的宫殿，而是埋葬她的墓穴。这一次的流离无可挽回，剩下的只有坠落，无尽的坠落，触不到底的坠落。旧鬼重回的夜里，发光的恐惧终于停息，浓稠的沉默在血管里塞满棉花，听不见光的嚎叫。最后一通电话惊醒报社的夜班员，困惑地听她问：‘讣告资料库里皮扎尼克的那一张准备好了吗？’”本书收录了皮扎尼克生前以“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署名结集出版的全部诗作，这是汉语语境里首次完整译介这位西语世界极富传奇魅力的女性诗人的作品。同时，这部涵盖皮扎尼克一生作品的诗合集也渴望逾越“被诅咒的自杀诗人”的神话，展现出其中饱含的艰巨劳作：她的诗歌是一座用智慧与耐心建筑的高楼，以大量阅读造就了坚定批判、跳脱传统的笔触与目光。
5、赫列勃尼科夫：《迟来的旅行者》（凌越，梁嘉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俄罗斯诗人。生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鸟类学家，母亲是历史学家，中学毕业后考入喀山大学，攻读数学和自然学。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实验性，大胆革新诗歌语言和形式，对俄国现代派诗歌运动产生深远影响。1922年在旅途中病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认为赫列勃尼科夫是“发现诗歌新大陆的哥伦布”，并对他做过一个总结性的评价：“赫列勃尼科夫不是消费者的诗人，他是不可阅读的。赫列勃尼科夫是生产者的诗人。”中国文学界颇为熟识与热爱的曼德尔施塔姆则把至高的赞誉献给赫列勃尼科夫：“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一部新的长诗的开头。每隔十行就会出现格言警句，简直可以刻在石头或钢板上。赫列勃尼科夫写的甚至不是诗，不是长诗，而是一部庞大的、百年千年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全俄罗斯的圣礼圣像册。”当俄罗斯诗歌史上“白银时代”重要诗人与次要诗人纷纷有全集或选集被译介时，何以赫列勃尼科夫的诗迟至2019年方才得以集中的展示？对此，译者凌越解释道：“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中，词语有一种被长久凝视之后产生的眩晕感，对于每个词，赫列勃尼科夫似乎都要仔细端详，一心要探索其中潜在的可能性：新的音响组合，新的音响色彩。曼德尔斯塔姆也曾敏锐意识到这一点，说他‘像田鼠一样折腾着词语’。赫列勃尼科夫把古词、旧词或方言词，如古俄罗斯的花园名称，古俄罗斯的四季名称，教堂斯拉夫语的表达法，被遗忘的词语，极少使用的词语，与斯拉夫语言同族的词语，统统拿来，平等使用。这些词语图通泥泞的沼泽自然会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和赫列勃尼科夫诗歌中大量的自创词相比，这些困难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6、伊夫·博纳富瓦：《弯曲的船板》（秦三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伊夫·博纳富瓦（1923-2016），法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出生于法国图尔，就读于普瓦提埃大学和索邦大学，早年诗歌创作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继而秉承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以来的象征派传统，融入诸多现代主义创新手法，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夜至二十一世纪初最重要的法国诗人之一。博纳富瓦曾荣获法兰西公学院诗歌奖、龚古尔诗歌奖、卡夫卡文学奖等。本书是博纳富瓦出版于2001年的诗集，收录了诗人在世纪之交创作的《夏雨》《遥远的嗓音》《在词语的圈套中》《出生时的旧居》《弯曲的船板》《依旧失明》《扔石头》这七个子集，回忆与内省交叠，抒情与思辨并举，呈现出诗人典型的晚期风格。附于本书开端的是译者秦三澍的长文《测听童年：希望的矢量》，对博纳富瓦其人其诗做了详尽的介绍与评述。
7、李立扬：《眼睛后面》（叶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立扬（1957-），美国华裔诗人。出生于雅加达，童年生活坎坷，随父母颠沛流离，1964年到达美国。就读于匹兹堡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第一本诗集《玫瑰》于1986年出版，其抒情性和震撼力令人倾倒。此后出版的诗集《在我爱你的这座城》和《我的夜晚之书》同样获得高度赞誉。李立扬曾荣获多项诗歌和艺术奖项，基于他对美国诗歌的贡献，2003年受邀成为美国诗人协会会员。本书收录了李立扬的诗集《眼睛后面》与《脱衣》。《眼睛后面》初版于2008年，家庭、个人和集体的经历以及诗人与宗教和文字的关系，相互交织萦绕，构成一本既复杂深邃又明细感人的诗集。十年后，《脱衣》成为李立扬的第五本诗集，一些主题在书中重温再现，一些诗行也移植于新的诗句中，仿佛一首新的交响曲包容了从前的题材和旋律，使得耳熟之处更加铭心，簇新之处更显激荡。
8、约瑟夫·布罗茨基：《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1940-1996）是著名的美籍俄裔诗人，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在中国久负盛名，此前他的文集《文明的孩子》《悲伤与理智》等已有译介。相较而言，他的诗作却始终未有较为集中的展示，本书为首次全面的译介。《布罗茨基诗歌全集》是由布罗茨基本人亲自参与编排的，收录了他一生中所有他本人认为有价值的诗歌作品。这些诗具有和谐的韵律之美、独特的俄罗斯风味以及无比丰富的精神内核，字里行间展现着布罗茨基对于生活敏锐的观察和感受力、开阔而坦荡的思想以及真挚而温和的情感。本书为全集第一卷，收录著名学者洛谢夫为布罗茨基撰写的文学传记和诗人1970年于纽约出版的首部诗集《在狂野扎营》中的73首诗。其中，与诗作相匹配的是详尽的、具有研究性和学术性的背景材料、评价与注释，从中可见布罗茨基惊人的诗歌创作天赋和由青涩走向成熟的成长轨迹。
9、埃德蒙·雅贝斯：《门槛·沙：埃德蒙·雅贝斯诗全集（1943-1988）》（刘楠祺，赵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埃德蒙·雅贝斯（1912-1991），法国著名犹太裔诗人、作家、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二战后法国著名的文学人物之一，对德里达、布朗肖等法国思想家产生过深刻影响。生于埃及，熟谙法语。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被迫离开埃及流亡巴黎，1967年加入法国国籍。同年成为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上展示其作品的四位法国作家之一（另三位是萨特、加缪和列维-斯特劳斯）。1987年获法国国家诗歌大奖。本书为雅贝斯一生诗歌成就的集结。
10、罗伯特·洛威尔：《生活研究》（胡桑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罗伯特·洛威尔（1917-1977），美国诗人、散文家、翻译家。被誉为“我们时代的诗人历史学家”“美国最后一位声名卓著的公众诗人”。美国第六任桂冠诗人，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其作品影响了包括希尼、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毕肖普、普拉斯、默温等著名诗人在内的多位同代及后辈诗人。1911年生于波士顿。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凯尼恩学院和路易安那州立大学。1947年，洛威尔结识伊丽莎白·毕肖普，并与她在之后的三十年中保持终身友谊。1954年，他受聘前往波士顿大学讲授诗歌，学生中有西尔维亚·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等人。1960年，诗集《生活研究》出版，被认为是美国“自白派”诗歌运动的开创性作品。1967年，洛威尔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被誉为“美国同时代中最好的诗人”。《纽约时报》则称洛威尔“改变了美国诗歌”。1977年，洛威尔去世于纽约，享年60岁。美国的“自白派”诗歌潮流中的主要人物，如普拉斯和塞克斯顿，她们的作品或在1980年代既已启发了中国的写作者，或已有了比较好的译介。但引领了“自白派”的洛威尔，其诗作此前并未有过集中的译介，胡桑的翻译弥补了这一空白。在“译后记”中，译者对洛威尔的作品做了精道的评介：“诗集《生活研究》曾经开创了一个诗歌流派——‘自白派’，洛威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是这个流派中许多人的导师。……对于洛威尔而言，自白派不仅是一个诗歌策略，而且是生命经验的必然结果。他的躁郁症、出轨、苦闷和愧疚都需要找到一个安放的容器”；“他的诗歌就像世界一样丰盈开阔，像人的精神世界一样深邃复杂。他的诗无法在一个静止的点上获得终极意义，只有在无尽的流动中呈现出强烈的诗意。他在不停的书写中建构了一个强大的自我装置，对世界持续不断地进行拆解、提炼、重构和命名。他痛苦，却不渴望救赎。他爱这个世界，却一再傲视。通过写作，他创造生活。作为诗人的洛威尔，是一名并不渴求终点又永不止歇的航渡者”。
1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赵振江主编）是2019年规模最为磅礴的诗歌翻译文化工程，它作为“十三五”出版规划第三次增补项目，包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7部国别诗选：
（1）《伊朗诗选》（穆宏燕编译）
（2）《塞尔维亚诗选》（彭裕超编译）
（3）《蒙古国诗选》（陈岗龙编译）
（4）《匈牙利诗选》（冯植生编译）
（5）《阿拉伯古代诗选》（仲跻昆编译）
（6）《缅甸诗选》（李谋、张哲编译）
（7）《泰国诗选》（裴晓睿、熊燃编译）
（8）《俄罗斯诗选》（顾蕴璞编译）
（9）《哈萨克斯坦诗选》（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编译）
（10）《巴基斯坦诗选》（张嘉妹编译）
（11）《阿尔巴尼亚诗选》（郑恩波编译）
（12）《保加利亚诗选》（陈九瑛、刘知白编译）
（13）《马来西亚诗选》（张静灵编译）
（14）《黎巴嫩诗选》（仲跻昆编译）
（15）《巴林诗选》（王复编译）
（16）《吉尔吉斯斯坦诗选》（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编译）
（17）《菲律宾诗选》（史阳编译）
上述诗集涉及的国度，如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巴林等，在以往的诗歌汉译中确实少有触及，它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此前以欧美诗歌为主的外国诗歌汉译图景，使不少陌生但却并不遥远的国度在诗的层面上为人熟知。
三 2019年诗歌研究情况简介
回顾上一年度的诗歌现场，便会发现一些1980年代“新诗潮”的参与者，至今仍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当年，作为青年诗人的他们不满于“文革”后的诗歌样态，试图突破以往的美学禁区与写作惯性，因此无法为所谓的主流文学圈所容，难以在第一时间将先锋意识十足的作品刊布于官方把持的公开出版物。为了声音不被湮灭，青年诗人们决意自救。他们或以地域为界，或以相似的文学追求为契机，通过自印诗歌刊物的方式活生生地再造了一个别样的媒介空间。这便是当代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民刊”现象。从引发“朦胧诗”潮流的《今天》到制造出“第三代”诗歌的《他们》、《非非》等，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集结于“民刊”之上的诗学主张和诗歌文本，持续定义着当代汉语新诗写作的前沿。基于这样的前提，王士强将视线转向新世纪以来“民刊”的命运。在《新世纪诗歌民刊的困境与可能》一文中，他以上世纪八九年代的诗歌“民刊”为历史参照，发现新世纪以来“民刊”的影响力似乎有所减弱。新世纪前的“民刊”有着明确的、与官方刊物相对的先锋意识，而类似的文学追求在近年的“民刊”中淡化了。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民刊”与官方刊物之间的界限已逾渐模糊，不再如以往那般具有引领性的势能。此外，网络空间的发达使诗歌的传播途径变得更加多样和灵活，也使很多作者不再看重纸质出版物的意义，这无疑也对“民刊”的印发造成冲击。王士强认为，“民刊”本身的定位与类型较之以往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他指出：“而今的民刊形式上极为多样，许多是此前未有的。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进入诗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诗人（或‘前诗人’）的经济能力已较为可观，愿意出资反哺诗歌，还有一些机构、个人也愿意资助、赞助诗歌活动、诗歌出版等，如此催生了诸多的诗歌出版物，这对于诗歌的发展整体而言无疑是有益的。当然具体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值得认真辨析，但这些现象的存在本身是值得肯定的。这里面许多刊物的性质有些模糊，亦‘官’亦‘民’，可‘官’可‘民’，有必要对民刊进行一种界定。或许可以将民刊分为狭义和广义两者，狭义的民刊指此前那种自筹资金、自印、无刊号或书号的诗歌印刷品，广义的民刊则指非官方出资、无‘主办单位’的连续性诗歌出版物，上述所谈及的几种公开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可归入广义的民刊。就‘民刊官刊化’而言，人们对之评价的分歧主要在于其经过了制度化处理措施，是否还具有‘民间’的性质。”对“民刊”的前景，王士强则持乐观的态度，他的信心来自于“民刊”仍未丧失的特性，对此他写道：“相比官方刊物，民刊仍然要更自由、更灵活一些， 更容易形成自身的品格和特色，作品形态也可能更为真实、丰富、有力一些。与网络诗歌相比，诗歌民刊也具有一些优长，网络上的作品更为芜杂、参差不齐，而民刊总的来说是经过过滤、遴选的，其作品的质量相对来说要更高、更整齐，也更为可信、有效些。就此而言，民刊的意义其实不仅在当下，它的一个可能的用途是作为我们时代诗歌的‘足本’或‘善本’成为后人文学版本考辨和‘知识考古’的对象。”
王士强的论文聚焦于“民刊”这一当代汉语诗歌史上的重要现象，细致地论述了发表载体和传播机制对诗歌生态的塑造作用。显然，这是一篇以文学社会学视角考察外部因素如何影响诗歌写作的论文。在过去一年，有些学者则尝试从某个具体的文学内部要素入手，展开对诗歌潮流、现象的重审，比如说娄燕京的《在个人与语言之间——论“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部分诗人认为1980年代的诗歌写作整体上过于关注宏大的事物，回避了日常生活的琐屑表象和内在本质，缺乏从细微之处进入历史的能力。有类似判断的诗人提出“中年写作”、“及物”等诗学观念，试图纠正他们眼中1980年代诗歌写作的缺陷。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其中一个表现便是有些诗人开始重视叙述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叙事性”渐渐成为有关“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关键词。娄燕京认为，“叙事性”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的核心技艺，它对细节的强调有助于诗歌写作“有效吸纳市场经济降临之后‘一地鸡毛’般的日常生活经验”，“从而在‘现实感’的层面上，达致对历史的有效触着”。那些以“叙事性”为核心技艺的“九十年代诗歌”中的叙述者，是讲述着历史的“个人”——这样一个叙述者“外在于历史现实的宏大结构，既显示了个人独自面对历史的勇气，也保有个人讲述历史的权利，历史由此成为个人之外的风景，并借助现代语言哲学的推力，历史被进一步暗中置换为语言的材料，个人面对历史即个人如何处理语言”。讲求“叙事性”的诗人相信他们有“创世”的能力，可以通过叙事在文本中发明一种高于实在的现实。与娄燕京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余文翰在考察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时把语言的口语化视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在《90年代口语诗歌的精神结构及其“应用”问题》中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口语诗”实践中，较好的作品“往往突出了心灵生活的整体想象和内在冲突，使个性、审美的特殊体验借助普遍经验得到分享、引起共鸣”；等而次之的文本则“误以为生活本身可以直接提供诗性，夸大了来自日常的发现或启示”。事实上，对诗歌语言口语化的追求至今仍是重要的诗学现象，余文翰没有将其仅视作一个晦涩还是通俗的表达问题，而是试图探究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机制。余文翰认为，1990年代的“口语诗”实践首先“在于解放长期被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文学传统压抑住的形而下的‘人’，以及过去在写作时常常被抽象、被概括的‘小写的人’”。其次，“口语诗”的主张者“意识到‘诗’的概念须继续拓宽，一种投入日常、拥抱世俗的生活方式急于在写作上得到承认，他们抛开了隐逸心态却也不能认同说教的精神贵族，拒绝一拿起笔来就写超越一切世俗之物”。最后，追求“口语诗”对应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真”与“道”分离的时代精神状况，而文中的“真”指承认欲望，“道”则指提倡理性和节制。余文翰认为“口语诗”是偏重于“真”的文化实践，它并非要与书面语写作截然有别，而是“从根本上立足于对此在生命的关怀以及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
娄燕京、余文翰两位作者的文章都把1990年代的诗歌作为论述对象，从中可以见出同时代的诗人们在处理文学书写与日常生活、语言策略与时代精神状况等关系时的具体差异。相较于从某个历史阶段的某种重要诗学现象入手的研究路径，在去年发表的诗歌研究文章中，有一部分则试图以更为宏观的问题意识对诗歌写作的整体情况进行发言，比如说沈奇的《浅近的自由——说新诗是种“弱诗歌”》。所谓“弱诗歌”之“弱”，是指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缺乏独立的创新精神，绝大多数的文本处于“模仿与被模仿”的情形中，包括诗人之间的模仿和诗人的自我复制。沈奇认为，只有少数诗人守住了人文精神、汉语气质，以及诗之为诗的文体基本边界和基本特质，其余绝大多数文本则只是习惯于从众的“弱诗人”写作的“弱诗歌”而已。与沈奇类似，李森也在《诗意母语的陷落？——汉语新诗诗意生成的逻辑》一文中对新诗整体情况表达出不满的态度。他认为西化的逻辑早已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当代诗人的语言，这导致了“诗意母语的陷落”。在李森看来，写作者的崇洋媚外，加之写作门槛的降低，阻碍了“汉语新诗伟大作品的诞生”。李森对新诗病理的诊断是否过于决绝与悲观，这暂且不论，更加值得关注的一点或许是作者评价新诗时把古典诗歌引为最主要的参照。从诗歌的形神层面上来看，新诗与古诗之间的差异确实不少，但汉字一脉相承的历史以及古诗深厚的传统仍鼓舞着学者与诗人去沟通古今。以古诗蕴含的美学准则去衡量新诗的成败得失，这并非什么新颖的思路。对此，需要反思的是做出类似论述的作者究竟如何看待传统：是把传统视为一个缺乏流动性和转化可能的伟大标准，还是谨慎地寻求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看待传统的不同视角将直接影响论者对于新诗现状的态度，并最终左右人们对于新诗前景的想象。
在评述新诗的过程中怎样恰当地使用古诗传统，对这一问题，朱钦运试图在《汉语新诗的“百年滋味”——以来自旧体诗词的责难为讨论背景》一文加以解答。首先，有关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无论是用古典诗词的美学标准或历史成就来衡量、校准新诗，还是以旧诗创作的“道统未绝”来反向证成对新诗合法性的质疑，甚或认为新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诞生夺取了文学的主流地位而挤压了旧诗的生存空间——这些命题都如话语幽灵般缠绕在关于新诗的认知上，同时也构成了人们看待旧诗在当代的生存处境的一大迷思。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文章开始讨论“新”与“旧”之间的纠葛。朱钦运没有将新诗与古诗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们同时放置于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加以探讨：在一个属于大众文化的时代，根植于精英文化的旧体诗词，和根植于专业话语的新诗，都不再是真正的主流。旧体诗词作为个体生命经验的自然延伸，它至今仍适用于言志抒情或涵咏自娱，“一切并无定论、充溢着可能性的新诗更能包容如此异质多元的现代经验”。把新诗作为整体，将其放置在广阔文化参照系中加以分析，这正是李森、朱钦运两位作者文章的思路。敬文东在《汉语与逻各斯》一文中也尝试于历史断裂性之外去发现汉语的某种基因及其对于新诗写作的启发性。除了今昔对比，作者还揭示出西方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书写系统中留下的深刻烙印。敬文东指出：在所有感官中笃信视觉、推崇眼睛的西方文明，更倾向于语言——亦即逻各斯——对万事万物进行视觉性的吸纳、视觉性的凝结。被作者概括为“视觉中心主义”的西方语言观念随白话文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书写体系，欧化的汉语因其高度的视觉性拥有前所未有的表现力。与此同时，作者指出：“在视觉中心主义笼罩下，新诗对精确和冷静的过度追求带来的，很可能是冷血；而对词语的一次性原则的过度强调导致的，却更有可能是词生词的尴尬局面。凡斯种种，在百年来的新诗写作中，可谓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相较而言，汉语自身的传统则远离了“视觉中心主义”。就感觉方式来讲，汉语更善于“尝”而非“看”。对此，作者写道：“汉语强调遍‘尝’万事万物，它们必须被其‘口味之也’：汉语关照万事万物，必然与之不离不弃；万事万物之味则被汉语品尝，被汉语存贮，饱含良善之意，满是悲悯之情。万物以味为存在方式，味则上升为万物之魂、万物之本质。”汉语本有的品格或可纠正“视觉中心主义”给新诗造成的缺陷，这正是敬文东文章的旨归所在。
以上三位作者的文章在论述新诗时都谈及了古典诗歌的传统。经过漫长的沿革与沉淀，中国古诗最终成为一种高度类型化的写作。古诗中的怀亲、恋情、友谊、纪游、宴饮、咏物、咏史、从军、节令、品艺等，不仅是主题之别，它们各自涵盖着相应的写法。一些研究者也尝试从类型化的角度对新诗写作中一些频繁出现且高度重合的主题和写法进行归纳，比如说刘火的《纪念地诗歌的空间与陷阱：一种诗歌类型批判》。文中的“纪念地”是指与名人与历史相关或不相关的地方，并由诗人指证并在此指证上所写下诗行之后的地名，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的地名“青冢（明妃王昭君的坟茔），如荷尔德林《梵蒂冈》的地名“梵蒂冈”等。在当代汉语诗歌中，对“纪念地”的书写早已构成一种诗歌类型：诗人因为纪念地得以重新认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在自己与历史的关系中，生命本真得以呈现。与此同时，纪念地也因为诗人的本真重新获得建构，即以另外一种方式再生。与刘火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董迎春的《当代诗歌“刺点”及“刺点诗”的价值及可能》。文中定义的“刺点诗”是指1980年代末作为主流诗歌话语兴起的口语叙事所影响的当代诗歌写作。有关“刺点诗”的特征，董迎春总结道：“从对无聊、乏味的日常化、凡俗性的现实叙述的关注开始，慢慢形成了文本的机智与幽默的鲜活‘口语’风格，这种以‘反讽’话语为特征的文本‘刺点’的合宜运用，在形式上、技巧上保证了口语写作的有效性及影响力。因而，口语叙事类的诗歌，保持诗性的往往就是这类‘刺点诗’。”“刺点诗”的流行可能会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造成伤害，有着鲜明口语叙述特征的“刺点诗”在追求日常性和凡俗性的同时，也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替代了1980年代初期文化追求上的经营性和崇高性。同时，“刺点诗”中的叙事话语持续解构着以往中国诗歌中的抒情话语。
以上文章大体属于“诗歌潮流、现象研究”。下面，本报告将介绍几篇去年重要的“当代诗人个案研究”文章。2019年恰逢海子逝世三十周年，有刊物专门辟出空间发表以海子诗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如《文艺争鸣》不仅在第三期开设海子研究专栏，还分五期刊发了张清华论海子的系列文章。在《一次性写作，或伟大诗歌的不归路：解读海子的前提》中，张清华试图对海子诗中的想象力做一番辨析。在他看来，“自我的困顿”是海子诗歌想象力的核心，它既呈现为神性的、生命的词语，又是充满血腥、死亡与暴力的幻象。海子诗中的想象力终归原始而混乱，这使他的美学世界得以长大，却也使之陷入自我的湮灭。《以梦为马的失败与胜利、远游与还乡：海子诗歌入门》是张清华论海子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作者认为，在设置了“伟大诗歌的不可解读性”的前提之下，海子是可解的，而他的名篇《祖国（或以梦为马）》或许就是进入海子诗歌世界的一个入口。张清华指出，《祖国（或以梦为马）》是“一个尺度、标高和入口。而且，就语言的还原程度与恰如其分的程度来说，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在系列文章第三篇《疾病、疯狂、青春、死亡：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海子诗歌》中，作者使用“精神现象学”这一概念，用以指称人的无意识、非理性以及疾病、疯狂等现象。海子的诗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现象学”式的存在，其中的关键词是疾病、疯狂、青春、死亡。系列文章第四篇《村庄·土地·大地·原乡：海子诗歌的基本母题与美学根基》聚焦于海子诗歌中的“村庄”、“土地”、“大地”和“原乡”。这四种要素彼此相关，是海子诗歌的母题。具体而言，“村庄”是海子诗歌内在价值观的起点，是农业生存的理想，生存经验的根基；“土地”是诗人记忆和情感的载体，是其乡村经验和物象的整合体；“大地”是使海子从乡村经验和乡村根基中抽象出来的哲学存在；“原乡”则是人和信仰，大地与个体经验的结合物，是神话化了的、永恒的归所与抒情对象。在系列文章完结篇《“在燃烧的太阳和酒精中心”：海子诗歌中的感性、身体与情欲》中，张清华谈及海子诗歌“巨大的体积”。海子诗歌体量之大，一方面来自诗人对于古往今来人类诗歌理念的总体性和综合性的理解与扩展，同时也来自他亲和于原始思维与原型意象的类似“先知”“半神”与“巫”的直觉想象力。在张清华看来，海子诗歌的重大意义在于其对“现代性”困境的矫正和弥补。文中所谓“现代性”困境，是指海德格尔定义下的诸神消退后的“贫乏”，亦指本雅明所描述的“机械复制时代”以赝品替代“原真性”的局限。海子的诗歌是“用了生命的在场和感性的活跃，来弥补神性的空缺以及诗意的僵滞与匮乏的”。
在过去一年论说海子诗歌的重要文章还有：西渡的《海子诗歌中的原始主义及其根源》，钱文亮的《“麦地之子”与1980年代的“远方诗学”——为海子殉诗30周年而作》，木叶的《海子：开天辟地,世界必然破碎》，张伟栋的《自动写作、多调互换与实体的观念——论海子诗歌的抒情语调兼及新诗的音乐性问题》，贾鉴的《“一次性行动的诗歌”：重评海子的史诗观念》与郭瑾的《能解释的和不可说的——解析海子的诗化语言》。其中，西渡指出：1987 年前后，海子诗歌风格突然由宁静柔美而趋向激烈狂暴，核心意象由水和月亮一变而为火和太阳，主题上也从歌唱爱与包含转而礼赞暴力与复仇。在海子诗歌风格转型的同时时期，诗人在诗学上区分了父本与母本两种艺术创造类型。海子的转向是从一个经验的母亲转向一个更为原始的母亲，从一个爱与包含的母亲转向一个愤怒的、复仇的、毁灭与破坏的原始母亲、神秘母亲。钱文亮认为海子代表了1980年代寻找各种可能性的充满乌托邦气质的“远方诗学”，并断定海子是新诗史上“罕见的欲为民族与人类寻求存在的‘真理和真实’或终极价值的诗人。海子是有无限想象力与超越精神的“诗人哲学家”。在木叶的文章中，海子的诗歌被理解为一种“将热爱生命加以焕发，甚至不惜以死相迎”的文化实践活动。海子诗歌中的创世与复活是审美性的幻相，却也感召着人们重新审视死亡的轻与重。张伟栋从诗歌语调的角度入手探究海子诗歌独一无二的抒情性声音。贾鉴则将论述的范畴从作为整体的海子诗歌转向海子的史诗观念：在1990 年代“知识形构”转变的背景下，当代神话的合法性遭遇深刻质疑，海子史诗的语言和结构缺陷，特别是其中留存的对于最高真理的幻觉，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对海子史诗观念中象征意义的阐释实则包含了对1990年代社会变化的反思，但市场经济的逻辑对“海子神话”的塑造的深度介入又嘲讽了它的神性内涵。郭瑾认为海子诗歌的语言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是一种不具重复性的“英雄式的书写”。以此为基础，作者将海子诗歌的语言大致概括为能解释的和不可说的，以及有温度的诗性智慧和坚实的语言形式。
海子的亡故以及海子诗歌的传播史、接受史和评价史，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话题。“海子神话”的诞生与海子成为文化偶像的过程，对应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上述论说海子的文章正是以此为前提，将焦点集中于海子的诗歌本身，以期通过解读一位诗人去重审新诗史中1980年代这一充满美学纷争和思想对撞的重要阶段。已故的重要当代诗人向来是“当代诗人个案研究”集中关注的对象。除海子外，在过去一年成为论题的主要有顾城、昌耀与张枣。在《顾城诗歌的远与近》中，作者程一身认为《远和近》比《一代人》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这是由于《一代人》通过表达诗人个体感受的方式去概括“文革”那一代人的公共感受，其时代性大于超越性。相较而言，《远和近》的“疏远主题”并不局限于“文革”时代，程一身将其视作“顾城留给我们的一句箴言或预言”。在《字的魔方：论张枣诗歌的韵律节奏与智性抒情——以结构助词“之”为中心》一文中，作者周俊峰发现以结构助词“之”为中心的定中短语以充满变化的方式出现于张枣诗歌中，使张枣的诗歌语言“既具备一定的颗粒感与完整性，又凸显出节奏的错落与诗意的幽微”。张枣对结构助词“之”的灵活使用，是其诗歌中音节节奏轻重、意象节奏转换等层面的基础。王家新的《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一文论及了昌耀在1980年代之后对此前旧作的修改。昌耀修改旧作实质上是诗人以全新的诗歌标准对早期作品进行大幅度重写。在王家新看来，昌耀的重要性或独特性在于他的诗歌有着“孤绝超拔、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昌耀体”），修改前的早期作品就其原本的文本面貌来说并非典型的“昌耀体”，大幅度的重写将早期作品最终修正为与诗人美学追求相称的语言文体。
除了论及已故重要诗人，“当代诗人个案研究”还承担着判断与选择的批评任务，研究者有责任在众声喧哗的诗歌现场中发现“实力派”诗人以及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当代佳作。在2019年有类似抱负的诗学文章主要有：王志军的《诗歌作为精神生活：读徐芜城的诗》，赵飞的《臧棣：唤起生命的高贵觉醒》，魏天真的《以诗为业：张执浩的诗歌与职业化写作的意义》，张媛媛的《历史的伦理与诗的开端：简论钟鸣》，胡苏珍的《作为语词的意象：以西渡系列海洋诗为例》，曹转莹的《王小妮的边缘写作姿态》，江弱水的《桃花扇与柳叶刀——读朱朱<五大道的冬天>》，牛艳莉的《奏响灵魂的交响曲——黄灿然诗歌论》，姜涛的《“羞耻”之后又该如何“实务”——读余旸<还乡>及近作》，林舟的《因为疏离而如此贴近：小海诗歌综论》与刘阳鹤的《当倪湛舸遭遇思辨实在论》。
其中，王志军认为徐芜城是内心深处有着最重要基本真理的诗人，从其诗歌中可以读到最严厉的自省与面对人生时最严肃庄重的态度。最终，诗人“写出了一个强大的精神自我。这个强大的自我，启示录一般在它顾自欢乐或悲痛闪耀的时刻唤醒我们”。据此，王志军断言：由于徐芜城的诗是“真正的精神生活的颂歌”，已在从一个人的诗变为人类之诗的过程中汇入了“我们共同的精神生活”，这也是文学史上经典作品具备的品质。在赵飞的文章中，作者描述了自己阅读臧棣诗时的感受：“阅读他的诗歌，仿佛就是从破碎、不定的实际生活中回到生命的觉醒状态中来憩息：原来每一事、每一物皆有如此蓬勃生机与盎然意识。当然那不是现成的，那是被诗人的意向性赋予的。”在臧棣的诗歌谱系中，少有客观描写的叙事性作品与看起来丰富宽广的长诗，但诗人的整个写作臧棣“洋洋洒洒、恣肆漫溢，毫无某种脱离客观世界的匮乏感”。魏天真的文章将张执浩定义为“职业化写作者”，作者试图从张执浩的诗人形象与作品中提炼出这样的启示性意义：“以诗为业，就是终其一生用词语给虚无的现世填充意义，同时防范陈词滥调对生活的抽空。”在论述钟鸣的诗作时，张媛媛认为，钟鸣的格局与风格始终同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主流”之间的疏离感使钟鸣以旁观者的冷峻却不失温度的目光打量着历史与现实。胡苏珍的文章以西渡的“海洋诗”为对象，认为诗人的大海系列写作表征着当代诗的一个面相，即虽然“叙事性”成为1990年代诗歌的关键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意象”为核心的写作已然退隐。西渡正是仍把抒情奉为圭臬、以意象推动诗意的重要诗人。对此，胡苏珍写道：“把意象作为语词，绝非写成那种凌空虚蹈、形式刻意标新立异的‘语言诗’，而是立足于个人经验和想象发明语词与存在、精神的新关联。”在胡苏珍眼中，西渡是一位与同时代诗歌主流保持审慎距离的写作者。与西渡类似，王小妮也常被认定为是远离文学时尚的诗人，这是曹转莹文章论说王小妮的前提。王小妮善于用平实纯净的语言营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氛围，这与通常来讲的女性主义诗歌有所不同。江弱水的文章以朱朱的诗集《五大道的冬天》为对象，从中看到“域外城市的闻见录”式的作品与带有“怀旧编码”的作品，这两类诗作深化和推进了朱朱最重要的主题风格。但是，引起江弱水更多关注的是诗集中“颇为私密的个人书写”。在这类作品里，“主角其实是荷尔蒙：它的萌动与压抑，它的释放与审查，它的控制与沉溺。这是朱朱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变奏曲”。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重要诗人黄灿然，牛艳莉的文章试图对诗人的写作做一次整体归纳。在牛艳莉看来，黄灿然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当下诗坛构建出了别样的美学形态：“他的诗歌善于发现日常奇迹并对其进行命名，诗歌语言在保持强烈抒情倾向的同时，注重叙述的精确性。”黄灿然植根于日常现实所发掘的诗歌经验，被牛艳莉定义为“‘减法’意义上的‘日常诗学’”，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便是诗人对“叙述”的创新性衍化与改造在考量一些诗人诗作的价值时，研究者常将谈论的对象放置到文学史的谱系之中，以期通过对比、参照的方式去发现某个特殊论题的普遍性。比如，姜涛的文章论说余旸的诗集《还乡》及其近作，他认为余旸的写作“不仅仅在社会议题层面看待乡村问题，而是选择扎根基础，立足城乡撕裂又贯通的身心状态，还要更进一步在诗中探讨乡村治理的‘实务’”。与之相比，1990年代诗歌中的“历史个人化”与新世纪以来诗人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在显示出言说当下的兴趣与激情的同时，“由于没能觉悟进入实有性关系的必要，相关努力或限于碎片化的反讽呈现，或采用内在超越的方式，一次次回收于固化的情感与认识框架，以反复印证奥登所说‘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的原理”。在姜涛看来，余旸的写作试图突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歌“言说当下”时的局限性。紧贴着同时代的文化语境与诗歌整体状况去论说作为个案的诗人诗作，这种思路也是林舟谈论小海时的做法。林舟认为小海的写作实践着“他们”诗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诗学主张，诗人对“口语化”的追求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实现对宏大话语的抵抗，打破艺术表现的禁忌，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释放了创造的潜力，影响了后来众多的诗人创作”。刘阳鹤的文章以倪湛舸的作品为论题，实际上是要借此对“学院派”诗人的文学感觉与书写意图做一次辨析。在刘阳鹤看来，对倪湛舸式的“学院派”诗人来说，以学术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有时是外在的压力，迫使诗人“追求再生性语言的审美乌托邦”，而“学术生产也恰恰为这样一种语言再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知识上的准备”。刘阳鹤认为，这令倪湛舸或其他一些有相似生存状态的“学院派”诗人的作品中，“不再能触及一个真正的人及其所处世界的现实性”。
在2019年的“当代诗人个案研究”中，有些论者同时关注到了某一位诗人。比如说，王士强的《行走大地，歌哭人生——论雷平阳》，刘波的《诗歌的现代之光如何划过幽暗的传统——雷平阳论》与钱文亮的《雷平阳诗歌的当代性、历史感及其“泛神论”》，都将目光投向近年来影响力日盛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在王士强看来，雷平阳诗歌最大的特征诗是“从阅历中来”。由于能够自觉地体察、记录时代变化与个体处境，雷平阳的诗血肉丰盈，直面生存的困境与深渊，袒呈内心的卑微与苦痛，极具命运感。王士强还注意到雷平阳诗学观念中“在寺庙旁边写作”和以“山水”为师的主张，这些观念促使诗人在写作中对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文明进行审视与反思。刘波文章的切入点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思考雷平阳诗歌为何拥有强大的读者基础。刘波认为，雷平阳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主要是他“写出了很多人体验与感知世界的纯粹之意”。钱文亮的文章将雷平阳定位成“一个写出了时代真实痛苦的诗人”。论者发现雷平阳的诗歌带有“复魅”的特征，这具体是指诗人在表现复杂时代中国人的复杂情感、经验和观念时，屡屡借助神话、传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中感悟神圣事物显现的能力和幻想能力。在钱文亮看来，“复魅”式的诗歌写作是“通过重述古老的语言，在剧变的时代重建生活的秩序与根基”，也是“对技术主宰世界的普遍物化的抗议”。
除了“诗歌潮流、现象研究”与“当代诗人个案研究”外，在过去一年发表的诗学文章中，还有一些属于“诗歌史研究”范畴的学术文章值得介绍。姜红伟的《两个版本<朦胧诗选>的出版考证》一文，试图通过整理历史材料的方法，对朦胧诗现象的出现与传播进行追根溯源。作者发现，自1980 年“朦胧诗”概念诞生以来，大量以朦胧诗命名的以及和朦胧诗有关的朦胧诗选出现在市面上。其中，出版年份最早、发行数量最大、再版次数最多、读者评价最好、社会影响最广、文学价值最高、畅销时间最久的朦胧诗选本，是辽宁大学中文系女学生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的《朦胧诗选》。这本选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由辽宁大学中文系编印的内部交流版本，另一个则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公开发行版本。姜红伟的文章详细地描述了两个版本的诞生过程及其历史命运，从中可以见出出版环节与诗歌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易彬的《“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 ——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对近年来新见的穆旦材料做了一次整体上的梳理。易彬发现，近年来新见的穆旦材料主要有个人交待材料和外调类材料，少量的相关部门或人士所写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时间跨度主要是从1953年年初至1965年年底。易彬文章披露的材料在时间跨度上为本文为1965年年底至1973年间，这些全新的材料有利于研究者和读者了解当年政治审查下文人的真实处境与内心体验。解志熙的《“采薇阁”外也论诗——朱英诞的迷盲与现代派诗的问题》以朱英诞文集的整理、出版为契机，在对文集进行勘误的同时，从朱英诞的创作入手，由诗人的个案论及现代派诗的一些层面。解志熙指出，当今的新诗学者、新诗选家对朱英诞的推举，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废名和林庚的观点。但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或许不是去抓紧断定朱英诞的文学史位置，而是考察朱英诞当年的“迷盲”如何折射出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问题。
以上三篇文章代表了“诗歌史研究”的一个向度，即着重于对史料的发掘、整理与重审，在发现新材料或反思旧材料的基础之上，针对某些诗歌话题做谨慎的发言。“诗歌史研究”的另一个向度，则是更为直接地论述一些内在于新诗发展史的重要诗学问题，比如说冷霜的《“中西诗艺的融合”：一种新诗史叙述的生成与嬗变》。冷霜发现，“新时期”以来汉语诗歌研究界对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关联的研究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在文学“现代化”的研究诉求下，通过梳理和考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探索，逐渐形成“中西诗艺的融合”这一新诗史叙述。随着“中西诗艺的融合”这一研究思路开始流行，有论者将新诗与古诗的关联视为“无中介的继承性关系”，认为古诗的“传统”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首要因素，而新诗自身的实践对于生成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则被有意无意地漠视了。冷霜的文章描述了这种诗歌史叙述观念的生成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王东东的《朝向民主文化的诗与批评——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政治意识》聚焦于“新诗现代化”这一由袁可嘉提出且在诗歌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诗学概念。王东东认为，人们在谈论“新诗现代化”时往往忽略了其背后强烈的文化政治意识。“新诗现代化”是一种有着明确时代针对性的民主文化概念，当年袁可嘉借助这一说法呼吁从对民主政治的热情转向对民主文化的培养。王东东的文章试图还原“新诗现代化”出现时的历史语境，从袁可嘉的诗学观念出发探究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民主文化一部分的面向。颜炼军的《现代“意义”的建构与变迁——对朱自清诗学的一种理解》以朱自清留给诗歌史的诗学观念为对象，最终想要处理的问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新诗作者如何处理个体的“意义”探索、隐喻创造与集体的家国愿望之间的关系。颜炼军认为，对朱自清等人而言，个体与国家并非对立，前者可以服务、甚至服从于后者，这对应着知识界朝“平民立场”的转向。个体化的“意义”建构或隐喻创造，如何与历史政治话语形成互惠互助，又彼此独立的关系，这不仅是朱自清那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诗人”所面对的现实，至今仍是值得继续探究的诗学命题。
待续……
（敬文东 王辰龙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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