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会】洪烛：新归来诗派，给诗坛新世纪以来多元化再加上一元

洪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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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木兰诗会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海峡两岸诗人汇聚一堂共商华语诗歌发展，我谈一谈近年来关于“新归来派”的诗歌吧！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新诗百年历史的最后一个十年，我感受到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不仅从时间上，而且从人们的心理上及至社会意识形态各个层面，都在送别20世纪，迎接21世纪，文学艺术更是伴随互联网的普及而别开生面，在90年前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新诗，遇上新媒体，必将如虎添翼。

这同时又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在探索与创新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的新诗遭遇了瓶颈，不仅在社会影响、艺术品位上有向边缘、庸俗、低俗下滑的危险，而且艺术进取心渐呈强弩之末。功成名就的诗人（主要指60后现役诗人）在颠覆了别人之后，怯于或暂时无力颠覆自己，进入原地踏步或惯性写作的误区（其实是衰退期），整个诗坛风格上显得单调且模式化。

在诗歌人口的增长和从业人员的代际承接上也出现了问题。

70后诗人群体在世纪初原本崭露头角，给诗坛注入一股 新锐之风，可惜程咬金的三斧头之后，后续乏力。这是有多种原因的，一是他们登台过于仓促，来不及考虑三斧头之后的事情（大破坏性必须接以大建设性方成大器），二是他们也该补充弹药了，进入沉淀期与积蓄期，以图东山再起。最致命的原因是70后离开校园愈久，进入社会愈深，面临就业、谋生、婚姻、生育等连环事务而应接不暇，对其艺术理想与创作动力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是压抑性的。

至于80后的文学人口，在比例上，相信诗的要比相信小说（尤其是代表市场的畅销书）的要少一些，为理想而牺牲的比为物质而进取的要少一些，这导致80后诗人的集结与攻略比任何一代诗人都要艰辛，毕竟，他们是在韩寒、郭敬明的遮蔽下努力发光散热。

而90后，艺术上正处于发育期……

我正是在诗歌暴风雨之后的间歇，而“耐不住寂寞”，想到“归来者”的，为了酝酿更大的暴风雨。与其它文体相比，中国诗歌为什么一直不寂寞，因为诗人们希望它一直生长、永褒青春，不仅永远占据文学金字塔尖的位置，而且本身就能成为无止境的通天塔。

“归来者”不是应我的想像而出现的，他们早已存在了，正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只不过诗歌界未给予其命名与位置罢了。我哪能算召唤者，顶多算一个吹鼓手；我哪能算引导者，顶多算推波助澜。但我乐意做“归来者”中马前卒，尽早让“归来者”成为诗坛群山中的一座。

并不是想拉帮结派抢山头，占山为王，而是想为这批“找不到组织”的散兵游勇立一座朱贵酒家那样的接待站，让或者勋章累累或者伤痕累累的游击队员们有回家的感觉：至少，老家有人给你接风洗尘啊。

我也并不是梦想给诗坛重新洗牌，只是想给它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再加上一元（最好能不断地加上一元），让它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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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者以60后为主，也不乏50后、50前,及少量70后。他们都是老兵，而且是退伍老兵，原本已解甲归田，却响应生命里的呼唤而提刀上马，重返诗歌现场。现场就是战场啊，只不过他们并不仅仅为个人功名而战，更多的是为捍卫或提升诗歌荣誉而战，为中国诗歌重振雄风而战。

老兵上了“新战场”——不，中国诗歌是一片古战场啊！居然成为一支生力军。

中国诗歌真厉害，它留了一手，在新世纪谋求再发展而调动的预备队里，有一批被“雪藏”了的老兵。原本以为这些退役者已变成兵马俑，想不到在诗歌的瓶颈期却半路杀出，浮出地面后依旧生龙活虎，不仅粮草充足、弹药充足，更为难得的是充满朝气。那是足以与70后、80后、90后竞赛体能的朝气啊。我曾说过；我归来时快“奔四”了，心理年龄却永远二十岁，我是早生了十几年的“80后”。

我希望归来者给他们的同龄人，尤其是那些60后的诗歌坚守者，带来的不是所谓的“威胁”，而是援助与友谊。我们是支援你们来的，为了共同振作诗歌，尽每个人之所能地使之避免“边缘化”那几乎是必然的命运。我们应该联手捍卫的，不是哪个群体、哪个流派的话语权，而是诗人们的集体荣誉。说到底，归来者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向坚守者致敬的方式。

我希望归来者给70后、80后、90后带来的，不是挤占与压抑，而是扶持。如果归来者为诗歌空间及其外延增添了生机，或许能给你们的成长、接班提供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滋养、更有利的生态环境。毕竟，如果没有一个温室般的小环境，如果彻底是在“非诗”的沙漠上，你们会生长得很费劲的，甚至你们也会重踏我们的覆辙——离去！而且归来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其实，60后诗人（不管坚守者还是归来者）之所以有坚韧的生命力，打得起且打得了持久战，也得益于前辈诗人提供的营养，以及几代诗人共同打造的诗歌黄金时代（80年代），为我们的萌芽期、生长期提供了庇护与洗礼。如果没有80年代对我们的熏陶（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60后诗人，想坚守也守不住啊，想归来也回不来啊。

如果我们的归来能使你们不显得孤独，而且能提供一臂之力，那我们也算对得起自己了。接力棒其实早就握住你们手里。也早就该握在你们手里了。我们是来给你们加油的：希望你们跑得快一点，更快一点！当然，也要跑得稳一点。要想成为领跑者，就不仅仅为个人负责了，那是为中国诗歌几千年的血脉传统负责。

只要感到担子重了，接力棒其实就握在你手里了。对于每一代诗人都是如此。对于每一个诗人都是如此。诗歌有无数的接力棒，人手一份，关键看谁跑得快，而且稳、准。

如果归来者没有促进诗歌的传承，而是加强了它的断代，那归来还有什么意思？你以为你今天出了名了，可明天将只会有更少的人记住你，那你写诗还有什么意思？当然，你有权写诗，但不配称作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当然可以因理想而获得现实回报，但也要随时舍得为理想而牺牲，为诗歌的整体荣耀而兴奋，而忽略一已之得失。

如果归来者没有促进诗歌生态的繁荣，而激化了它的矛盾，增加了它的混乱，既打破了诗歌界内部的良性竞争（使之变成恶性的），又负面地影响了诗歌在诗歌界之外的社会形象，影响了诗人在诗歌界之外的社会地位，那归来还有什么意思？趁早再离开，到别的地方挣钱去、出名去。“长铗归去兮，食无鱼、出无车……”那就不妨再归去吧，何必归来呢？

归来者是准备“反哺”诗歌的，以回报诗歌对我们心灵曾经的哺乳。

3

我同样很尊重归来者中的“个体归来者”。

哪怕他们更像是“归来者”之外的归来者，并未参与归来者的任何活动与行动，也未觉得自己与这个诗群，这个运动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应和内心的规律重新写诗了，搁进抽屉里或存在私密的博客上，既不拿出来发表，也不怎么跟别人交流。但他们毕竟重新关注诗歌的动态了，哪怕更愿意作为旁观者。他们单打独斗惯了，不喜欢加入各种潮流，希望保持一份孤独与宁静。诗对于他们纯属个人的秘密。

他们并未返回诗歌现场，却回到内心的现场，一个人的战场。据我所知，像这样特立独行的归来者在社会上其实也很多。在边缘化的诗歌空间里，他们也宁愿自己更为边缘，但他们毕竟在远处默默关注着诗歌生态，并且希望它繁荣，这就够了。

他们已经是“归来的读者”，并不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而阅读，而且有着准确的判断力。

必须承认：新世纪诗歌的升温，跟越来越多“归来的读者”不无关系。瞧一瞧各个诗歌网站、论坛、博客的点击率就全明白了。应该向这些“潜水”阅读或匿名留言的“归来的老读者”致意。

新世纪飞速增长的诗歌人口，不仅指有名头的“专业诗人”，也包括“非专业诗人”，“非著名诗人”，不仅包括作者队伍，，还应吸纳更多的读者，他们才是诗歌繁荣的最大保证。

否则，诗歌真变成了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孤芳自赏。

九十年代不就这样吗？说好听点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还要多”，这是客气话，其实说难听点是“读诗的人比写诗的还要少”。和作者的流失同样可怕，甚至更为可怕的是读者的流失。让那些坚守下来的诗人日子很难过的。他们只能以这样的信条为自己打气：“写诗，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我真希望这“无限的少”能变成“无限的多”，那样不仅诗人有福了，更重要的是诗歌有福了。

归来者，归来者，归来的不仅是作者，还包括读者。归来的作者本身就是读者，而归来的读者中也极可能出现新的作者。这样才可能达成写作与阅读的良性循环。否则，你说好诗再多，好诗人再多，如果只限于自己在读，或彼此在读，那等于夜郎自大瞎吹牛。那样的话，诗歌的繁荣纯属天方夜谭。

诗人如果有这样的责任感：不仅抓住老读者，还能培养新读者，吸引新读者……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归来者，归来者，既要呼唤作者归来，更要呼唤读者归来。

这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也是更难做的事情。我们希望所有的诗人能一起来做。做到哪一步算哪步。但，毕竟应该去做。应该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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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感觉到写作是一种重复，写诗是在不断地复制自己，或不断地复制上一首诗，我就会强行中断，就像把保险丝烧掉而造成停电。虽然每一次都是暂时中断，我却做好了永远中断的准备。只要有第一首就够了，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赝品。自己的赝品不见得就比别人的赝品“道德”一些，也同样是多余的。

我只有以这种方式来打破那很难克服的惯性。

当我感觉到旧有的模式逐渐淡忘，新的构想、新的冲动正在诞生，我就会归来，但不是原路返回，而是开拓了一条新路。沿着新路回老家才有意思。

必须坦白：不止一次了，我做过诗歌的逃兵。但你应该了解我逃跑的原因。同样，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诗坛的归来者，而且每一次杀出的回马枪都让人无法破解。我一再强调：我不仅是在回家，也是在凯旋。

归来者就该是凯旋者！

5

2009年11月20日，我在南宁参加汤松波长篇组诗《东方星座》研讨会，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说，当今诗坛“归来者”现象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什么是“归来者”？我回答，诗歌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到90年代的萧条后，新世纪以来逐渐升温，呈现出春回大地之势，似乎有望恢复八十年代的辉煌，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归来者。他们大都曾跻身于八十年代席卷全国的诗歌运动（如朦胧诗、第三代或大、中学校园诗歌等），后因各种原因中断了创作，如今又候鸟般返回愈来愈热闹的诗歌现场。归来者现象出现在新世纪初，2005年以后“归来者”现象明显，近年来更是不断升温，2007年1月我在郑州诗会上才明确提出“归来者”概念。

归来者的重要代表之一, 是上世纪80年代中学校园诗歌群体（代表人物还有邱华栋、周瑟瑟、师永刚、江小鱼、叶匡政、小海、海啸、叶宁、马萧萧、古筝等等）。当时，全国中学校园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少年诗人及无数的文学爱好者，我曾在《八十年代的诗歌王子》中描写这一盛况。近年来，姜红伟又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把这些失散的诗歌兄弟联系起来，出版大型文集《八十年代中学校园诗歌备忘录》。葛红兵回忆录的题目就是《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用回忆向八十年代中学校园诗歌运动致敬》。那一批少年成名的中学生诗人后来大多数忍痛离开了诗歌，忙于生存与发展，如今又不断有人重新拾起诗笔。

由于2006年以来，我和众多诗友一起为诗歌界归来者现象鼓与呼，我还执笔写了《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归来者诗丛》【首批包括我的《西域》、邱华栋《光之变》、汤松波《灵魂没有淡季》、周瑟瑟《松树下》、吴茂盛《到达或者出发》、周艺文《我和你》，其中我的《西域》荣获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为诗歌的升温，诗人的坚守或回归提供支持。我们还将为更多诗人的归来铺路搭桥，接风洗尘。“新归来者诗群”和这套《归来者诗丛》被“南方诗歌研究中心”列入2009年专项研究课题，评论家张德明副教授正在为这个专题研究做总论，这本专项研究的论文集也将正式出版。

2008年6月，张德明和向卫国《关于当代诗歌创作现状的对话》一文中，张德明就指出：“我注意到，有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步入诗坛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诗人，出于多种原因，90年代很长时间从诗歌界退场了，近年来却纷纷回归到诗坛，在各种刊物中相继露面，向人们展示了归来后的艺术创作，他们的归来对推动中国诗歌发展来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我把这群诗人命名为‘新归来派’。我之所以将这些诗人命名为‘新归来派’，是要区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归来派’。”张德明出于对诗歌史的深层研究和准确性考虑，用“新”与“旧”对两次归来者进行了区分和界定。

近年来，诗坛为什么会出现“归来者”现象呢？我总结了四个原因：一是技术原因，二是政府政策支持，三是时代发展，四是诗人自身追求。

由于互联网的产生恢复了诗人之间的联系，诗人之间沟通多了，沉寂了很久的诗坛变得异常活跃，从技术上为归来者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支持。其次，经历了1990年代物质世界的发展，国际追求软实力的竞争，重视文化建设，呼唤文艺复兴，诗人被激活。再次，时代发展、进步了，要求文化也要跟上。很多1980年代的诗人在离开诗歌的十几年间，并没有真正放弃，应时代的要求，诗歌日益繁荣，一批“归来者”又重拾旧业开始创造。从诗人自身原因来讲，我认为这是诗人梦想的复活。经历了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诗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生活，所有的一切都缘于他们忘不了曾经的诗歌梦。

我认为，“归来者”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现象，他们是诗坛的生力军。对于诗歌生态繁荣、诗歌人口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是近年来诗歌繁荣的中坚力量。这些诗坛归来者，有过1980年代的经验，而且保持着1980年代的激情，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将成为很重要的力量。凡是归来者都有这样的感觉：重新做一个诗人，这比一开始立志做一个诗人时更成熟。诗歌曾经是青春饭，是一生中的精神早点，人到中年的归来者在中饭时再次以诗为主打菜，甚至准备把诗做成晚饭、做成不散的筵席，说明他真是准备跟诗过日子了，这对于繁荣我国诗歌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归来者”正在改变诗坛的格局，使诗歌逐渐走向大众化。1990年代诗坛坚守者的数量是确定的，而新世纪的归来者则是无限的。尤其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包括被文学史教材认可的“中间代”），归来者的比重越来越大。

我大胆预测诗歌将可能再现1980年代的繁荣景象。

6

归来者现象在诗歌界已很普遍。许多九十年代为了谋生而中断写作的诗人，新世纪以后又回归诗歌现场，“重新做一个诗人”。原因很多，既有互联网的功劳，又有个人原因：温饱解决之后，可以响应心灵的召唤了。超越了物质，精神的诱惑又重新体现出来。我的评论《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把这些不约而同地重新写诗的诗人命名为“归来者”。我还替南京《陌生诗刊》策划过一期“归来者诗群专号”，来稿数量之多出乎该刊主编古筝的想象。她编稿时给我打电话：“可以肯定，诗歌又热起来了！”诗歌的升温，跟越来越多的诗人归来不无关系。

我的老朋友蒋一谈，也回归文学创作，又开始写诗，写中断了十年的小说。

前几天，久未联络的蒋一谈约我在后海喝茶，笑吟吟地递给我一本他新写的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是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还是把我吓了一跳。这十几年来总听说有小说家（譬如马原等等）嫌码字太累，下海做生意去，还很少有下海后重新回到岸上写小说的。

现在，不仅诗歌界有归来者，小说界也开始有归来者了。

蒋一谈重新写小说就是一个例子。我感受到的是整个文学的回归。但愿有更多的人重新写诗、写小说，或者让我的愿望更容易实现一些，但愿有更多的人重新读诗，读小说。只有这样，大家经常空谈的所谓“文艺复兴”，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

蒋一谈说他重新写小说之前，其实早就偷偷的重新写诗了，只是写了就搁在抽屈里，没好意思拿出来。他说过去那些诗友们（无论一直坚持的还是正在归来的）对他触动很大，文学的魅力在于让人难忘，甚至能让人去而复返。他很谦虚地表示：“但愿我能成为你们归来者诗群的编外人员。”

其实，“归来者诗群”哪有编制呀，即使有编制也是缪斯给的。归来者的归来是不约而同的，也是不分先后的。

只要想回来，就可以回来，你就不再是诗歌的客人，而是诗歌的主人。

但归来者之间的互动，互相影响是存在的，蒋一谈受诗歌归来者现象的感染而重新写诗，没准他的归来还会带动更多的人归来呢。

7

2010年1月16日下午，“我想大家了——《吕贵品诗选集》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在北京老故事餐吧举行， “林莽、刘福春、马高明、李亚伟、赵野、侯马、谷禾、沙戈、李速、西娃、洪烛、安琪、蓝野、卧夫、北塔、张后、刘不伟、娜仁其其格、爱菲儿、罗雨、黄离、艾若、于贞志、全勇先、周拥军、笑嫣如华、朴素大方、袁奕等诗人，霍俊明、谭五昌等诗评家，以及郭力家、陈琛、苏历铭、邹大力、邵勉力、高唐、杜占明、伐柯等诗人、与一百二十余位嘉宾在轻松喜悦的气氛中，共同感受着吕贵品诗歌清新、飘逸、空灵、浪漫的诗歌作品。”（引自苏历铭的博客）

“吕贵品，现为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与徐敬亚、王小妮一起被称为吉林大学三大诗人。作为徐敬亚、王小妮的同学，他的身边站着这两位著名诗人，但是，他依然能用自己大批独具个性、颇有影响的诗作证明了自己在当代诗坛的显要存在，并奠定了自己在诗坛的地位，受到了读者赏识和诗人承认。曾经极为活跃的诗人吕贵品销声匿迹了20年，在诗人苏历铭、郭力家、温玉杰等人劝说之下，20年后的今天，沉溺商海的吕贵品重返诗坛，同时为读者捧出《吕贵品诗选集》。”（引自黄离报道）

我参加“我想大家了——吕贵品诗歌朗诵会”。当吕贵品在台上喊出“我想大家了”，我作为被想的人之一，也在想啊：这句话真经典——你想大家了，其实大家也在想你呀。

2008年，我觉得归来者吴茂盛的话很有号召力：“让我们将诗歌进行到底！”

2010年，我又觉得吕贵品的话很有感染力。很多归来者都是因为“我想大家了”而归来的，想念那些一直在坚守的诗人，也想念那些已经归来的诗人。

我还想借吕贵品的话补充一下：我们还在想念那些尚未归来的诗人，没准因我们的想念，他们会成为将要归来的诗人，正在归来的诗人……

要么归来，要么在归来的路上。他们知道有人在想他们，有人在等他们。有人想、有人等，也可能成为那被想、被等的对象归来的原因。

“近乡情更怯”嘛，归来也是需要勇气的，有人拉一把或推一把，可能就归来得更快一些，更舒服一些。毕竟，有笑脸相迎啊。可以把诗看得很神圣，但也别把诗坛看得太神圣，某些情况下，它只是一个放大了的校友会。

你问我为什么在新世纪参予发起归来者诗歌运动？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原因。

既是为了诗歌，又是为了友谊；既要忠实于艺术，又要忠实于感情……所以我从不承认归来者是一个流派，它甚至不是一个真正有组织的群体，它就是一种现象，一股潮流，一种生活，或者说是某一批诗人生活中相似或相通的一种规律。

我的回答还让你满意吗？

8

我一直坚定地站在归来者这杆大旗下面，既是为了能更好地替诗人归来摇旗呐喊，也是想在诗坛给这些风尘仆仆的归人准备一溜小板凳，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让他们知道老家有人在等。我觉得诗歌的殿堂不应该有门槛，应该让每个人尽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哪怕是旁听的席位，哪怕是加座。讲究互动的年代，要让每一个爱诗的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无限的诗歌现场的一部分。

谁有权利将他们拒之门外，或拒于千里之外呢？但愿自备小板凳坐在过道上的归来者不至于使一些原先己有座位的人感到拥挤。既然你曾经不怕冷清——这也是一种勇敢，难道还怕热闹吗？难道冷清一定比热闹好吗？也许热闹并不等于繁荣，但跟冷清相比，热闹更可能成为繁荣的前提。难道只允许事先占有座位的人相互欣赏，就不允许晚来的人加入欣赏者的行列吗？难道归来的行为本身不该被赞赏吗？

我对那些对归来者诗歌潮流执怀疑态度的人表示怀疑：真正对诗歌生态负责任的人，只可能嫌爱诗的人，写诗的人太少了，怎么可能嫌多呢？我并不觉得我就能代表归来者，但我要说，每一个归来者都可以代表我，代表我的心情。我的心情是一种盼望：就像我曾经盼望归来，我也盼望有更多的人归来。我既替诗人的归来高兴，又为人气日益增涨的诗歌高兴。

我是站着欢迎归来者的，而且站在门口，根本就没在意自己是否有座位，或自己的座位是否会丢了。归来者并不是为了抢座位才归来的，即使拼命往里挤，也是为了离诗歌更近一些。想家的人即使回到家里，还是会想家。不管离开了还是归来了，诗歌都是我们想不完的家。家门永远是敞开的。想回来就回来吧。能回来就回来吧。谁也挡不住你。只要你不拦住自己。

9.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的挤压等诸多原因，中国诗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了，诗人们纷纷弃笔或改行，要么下海或忙于谋生，要么则转写散文、小说、电视剧、畅销书乃至广告词，诗歌日渐萧条，日渐边缘化，成为一块几近于沦陷的大陆。但历史将证明这是一次“胜利大逃亡”：诗人们通过对理想的暂时放弃或悬置，而磨练出严酷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大批的有生力量在其他领域里得到保存。只要人在，即使阵地不在了，可火种还在。

终于熬到新世纪，中国诗歌的诺曼底登陆开始了，象征着理想主义对物质主义的战略反攻。那些“诗歌史上的失踪人员”陆续归队，呼应着互联网吹响的集结号，形成蔚为大观的归来者诗潮。诗坛又变得热闹起来，留守者与归来者再相聚，新朋旧友大团圆，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共同开辟了网络新战场。中国诗歌一度收缩的疆域，在反弹之后，得到大规模拓展。这和栖居于各行业的“诗歌归来者”不无关系。他们不仅回到诗歌现场，还打通了诗歌与别的行业的隔阂，使诗歌跟诸多文艺形式、社会活动加强了合作，不再仅限于出版业，还介入演艺圈、旅游开发热、大众文化传播乃至地域经济项目。官方或民间的朗诵会、研讨会、采风、评奖，诗歌节风起云涌。既有诗人“归来”的功劳，又体现了诗歌主动“跨界”的结果。

由于多了网络论坛、博客的激发，如虎添翼的中国诗歌，在人气上不仅不逊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大有赶超之势。传播方式的革新与多样化，促成了诗歌风格的多元化。不管是外在的版图，还是内在的气质，都达到前所未有的丰满。

新世纪十年，在我眼中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是中国诗歌的又一个黄金时代，用“四世同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不要以为“四世同堂”只是在赞美诗歌家族人丁兴旺、辈份有序：60前（包括50后、50前），60后，70后，80后（包括90后），四代诗人同台演出，都保持着最佳创作状态。“四世同堂”还隐喻了几种美学原则的多元并存、共荣互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似乎本不属于同一时代的审美倾向，却在同一个年代获得了平衡，而不是此消彼涨。它们和不同流派的诗人一样，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成熟期，或收获的季节。都把最美的样子给表现出来了！

以前，越是在高呼百花齐放的年代，越是只有一花独放。现在，没人喊这样的口号，反而打破了一花独尊的垄断局面，迎来百花竞赛的热闹场景。更难得的是，原本泾渭分明的几大艺术风格还在水乳交融，不断地衍生出更多的新品种。已不仅仅是“四世同堂”了，简直堪称中国诗歌的“满汉全席”。煎炒煮炸的一道道菜点，上得没了没完，让人目不暇接。你还没唱罢，又有人登台了。每一种流派踊跃上场，不是为了刷新别人，而是为了刷新自己，令对方刮目相看。尤其是新浪漫主义对上世纪的浪漫主义的改良与超越，又拉回了大批流失的读者。

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许多诗人觉得浪漫主义是落伍的。在追求先锋高于一切的时代，许多诗人觉得浪漫主义是平庸的。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要么说明浪漫主义被庸俗化了，狭隘化了，要么说明你根本没弄懂什么是浪漫主义。不管走向现实主义，还是走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皆不可能彻底背叛自己的初衷。浪漫主义是他的初恋，即使他在未来看破红尘或成为情场老手，也不敢嘲弄当初的激情与纯洁。相反，他的所有情感经历都是在梦想复制初恋，这种梦想的胜利或者失败，才是一位诗人成长的动力。

归来者，不只是对浪漫主义的回归，更是对浪漫主义的重温、改良乃至超越。